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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時期是古代中國政治、經濟、學術思想等都發生重要變革的時代，所有的這些變革無不深深影響著當時文士的心靈，在王曉衛先生的著作中就曾提出“時代的變革使得文士們生出種種前此未有的文學觀念及創作沖動，惟有這些新的觀念和沖動，才使魏晉文學走上自覺之途”。“文學評論”作為最重要的文學形式之一在此時大放異彩，在我國文學批評史上具有承前啟后的作用，奠定了我國文學批評發展的基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國文學批評史上的第一個高峰期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到來了。

此時文學批評的發展，表現在以下兩方面。首先，一大批文學批評專著涌現，其中的翹楚有曹丕的《典論  論文》、劉勰的《文心雕龍》、鐘嶸的《詩品》、陸機的《文賦》等。很多專著不但從文學的內容形式進行了分析歸類，也從文學欣賞等方面都進行了全面的探討。另外，這一時期的文論觀點呈現多樣化的特點。如曹丕提出的“文體四科——夫文本同而未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這為當時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尋找一個初步的客觀的標準提供了依據。另外，陸機提出了“緣情”說：“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凄愴……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指出了各種不同體栽的作品所具有的不同風格。而劉勰的《文心雕龍》則更是一部完整系統的文學批評論著，是我國文學批評史上的一座豐碑。

那么，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批評呈現繁榮局面的成因為何？

筆者從以下幾方面進行了淺析：

（一）特殊時代背景推動了文學批評的變革。這一時期文學評論是在先秦兩漢文藝思想的基礎上產生并發展的。先秦雖未出現文學評論專著，但文學批評觀點早已散見于諸子散文作品中。孟子的“文氣”說，主張學詩要知人論世，以意逆志；孔子提出的詩的“興、觀、群、怨”的作用，被看作是“詩言志”理論的基礎。這些觀點都是對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精辟論述。兩漢時期，王充在《論衡》中提出文人之筆要“勸善懲惡”、“文實相副”，反對華而不實。漢代文化的繁榮加速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及文學批評的發展。當時的文學創作逐漸獨立于經史之外，以魏晉賦及散文為其代表，這就要求文人找到適應時代需求的文學創作的標準和模式。在這種情況下，完整地系統地對文學作品的創作、欣賞及社會作用進行探討研究也就具備了應有的歷史條件。

（二）險惡的政治現實和活躍的時代思潮在互相矛盾又互相推動的特殊背景下促進了文學批評的發展。社會動蕩不安，政治環境的險惡迫使文人思想產生了巨大的分化：楊修、孔融的被殺，使文人“噤若寒蟬”；稽康雖然小心謹慎，也未逃脫被殺的下場；阮籍一生看似灑脫，實則只是明哲保身。南朝道學、佛學的廣泛傳播和晉代玄學的盛行，都是當時文人思想變化的社會表現形式。知識分子不敢妄言政治，只能致力于探討玄學、道學、佛學和文學，品評文學作品，而品評的繁榮則推動了文學批評的發展。活躍跳脫的學術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沖破了漢代獨尊儒術的束縛。

（三）曹氏父子的推動作用。這一時期產生的最重要的文學評論專著，首推曹丕的《典論  論文》。曹丕旗幟鮮明地提出“文本同而末異”、“文以氣為主”等前無古人的文學主張，號召文人之間要“審已以度人”，并對建安七子每人的長處和短處進行了評定，比如“王粲長于辭賦，徐干時有齊氣”等，不僅指出了作品的優劣，而且開了評價作家作品之先河。而以建安七子為代表的大批文人都在曹氏屬下追求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他們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觀肯定會受曹氏父子的影響。而這種影響也恰好契合了當時文學品評的思想潮流，從而對整個社會的文學觀念，創作風氣都起到了重要的帶動作用。

在充分肯定魏晉時期文學批評發展進步的同時，我們也必須認識到這一時期還是具有其時代的局限性，文學批評的指導思想沒有超出儒家思想范疇。

第一、從文學批評本身來說，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批評理論更多地是從儒家思想體系中繼承而來。在儒家思想已深入人心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中國文人，其觀念必然打上儒家思想的烙印。孔子十分重視文學的社會作用，提出了“興觀群怨”之說，這一觀點直接影響了曹丕，他把文章看成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另外，陸機和劉勰都把文學看作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對社會生活有重大影響，而不單單是一種消遣娛樂。雖然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道學盛行，那只是政治高壓下文人思想的變型罷了。無論是在官位上進行文學創作的山水詩人謝靈運，還是在曹氏家族的統領下抒發自己的政治抱負的建安七子，都表現了文人強烈的入世思想，這也正是儒家所倡導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治天下”思想的具體體現。

第二、從這一時期創作的文學作品來看，儒家思想仍是內容的主流。建安時期的文人們，他們作為社會戰亂的參與者觀察者，文學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儒家民本思想的影響。南北朝詩人把描寫對象轉向自然山水，但他們的作品仍難以掩飾對現實的關注。曹操的《嵩里行》、王粲的《七哀》，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等都是此類作品，不論以何種形式表現，其儒家思想本質都是難以改變。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自然難以超出這個范圍。

總之，魏晉南北朝是一個大動蕩的時期，也是思想大解放的時期，此時的文學批評發展在我國文學史上影響很大，但由于其思想理論基礎沒有大的突破，依然在儒家思想這一框架內進行，因而使得這一時期文學批評的成就受到了歷史的限制，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歷史的缺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