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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軍雄、洪劍峭等（2004）以審計師的審計意見類型作為審計質量的替代變量，利用2001-2002年的我國上市公司的數據對審計質量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研究，發現“審計師在出具審計意見時非常關注客戶的風險程度，越是出現虧損、被他人提起訴訟、股東占款比重和資產負債率越高，被出具‘非標’意見的可能性越大”。吳水澎、李奇鳳（2006）以抑制盈余管理的能力來衡量審計質量，采用2003年A股上市公司的數據，以總資產將事務所劃分國內十大與國內非十大，研究了四大的合作所、國內十大、國內非十大事務所的審計質量差異，發現“四大的審計質量高于國內十大，國內十大的審計質量高于國內非十大”。劉繼紅（2011）以審計意見類型作為審計質量的替代變量，采用1998-2007年的數據，研究了高管會計師事務所關聯對審計任期（事務所任期）和審計質量的影響，以及事務所關聯存在和不存在的條件下審計任期與審計質量的關系。實證結果表明，“有事務所關聯的公司更可能收到標準審計意見，從而說明事務所關聯降低了審計質量；且有事務所關聯公司的審計質量并不取決于審計任期，而是事務所關聯本身的影響所造成的”。

已有文獻中關于關聯方交易對審計質量影響的研究非常少，呂偉和林昭呈（2007）使用滬市上市公司數據對關聯方交易、審計意見和外部監管機制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當外部監管較弱時，上市公司和控股股東關聯方購銷金額越高，注冊會計師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的可能性越大，而且這一非標準審計意見具有信息含量及產生經濟后果，所出具的非標準審計意見將對下一年度上市公司和控股股東關聯方購銷具有抑制作用”。關聯方關系不僅包括購銷關聯，還包括資產交換關聯、擔保抵押關聯、關鍵管理人員報酬關聯等。但該文章只研究了上市公司與控股股東之間的關聯購銷交易，而沒有研究關聯方之間其他關聯類型。通過對我國A股上市公司關聯交易方式進行統計分析，筆者發現，2011年我國A股上市公司商品交易類關聯占比16.22%，提供或接受勞務類關聯交易占比12.08%，擔保抵押類關聯占比17.52%，關鍵管理人員報酬關聯占比10.82%。本文擬以2011年的最新數據，從商品交易類關聯、提供或接受勞務類關聯、擔保抵押類關聯及關鍵管理人員報酬關聯方面，檢驗關聯方交易與審計質量的關系，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設

據統計，2011年商品交易類關聯、提供或接受勞務類關聯交易、擔保抵押類關聯、關鍵管理人員報酬關聯這四類關聯方式成為我國A股上市公司中關聯方交易的主要類型。被譽為“經濟警察”的注冊會計師擔負著過濾會計信息風險、確保會計信息質量的重任。因此，我們假設注冊會計師能夠關注上市公司關聯方交易的審計風險，對存在關聯方交易的上市公司更可能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具體假設如下：假設1：關聯方之間的商品交易與審計質量呈正相關關系。假設2：關聯方之間的提供或接受勞務與審計質量呈正相關關系。假設3：關聯方之間的擔保抵押與審計質量呈正相關關系。假設4：關聯方之間的關鍵管理人員報酬與審計質量呈正相關關系。

（二）模型設計與變量定義

本文借鑒Dye（1993）、劉繼紅（2011）的研究，以注冊會計師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的可能性表示其審計質量，將審計意見類型劃分為標準審計意見與非標準審計意見，以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商品交易類關聯、提供或接受勞務類關聯交易、擔保抵押類關聯、關鍵管理人員報酬關聯為解釋變量，同時借鑒吳水澎、李奇鳳（2006），劉勤、顏志元（2006），劉笑霞、李明輝（2011），喻小明、聶新軍等（2008）的研究，加入“四大”所審計、上市公司規模、應收款項占總資產的比重、存貨占總資產的比重、負債率、公司盈虧、基金持股比例、兩職合一、董事會規模、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為控制變量，構造二元選擇模型如下：有關研究變量的具體說明如表1所示。

（三）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11年滬深證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剔除了金融類上市公司，中國證監會規定金融類上市公司的年報必須經過“補充審計”，因此兩家會計師事務所可能會存在一定的“協同”效應；同時剔除了同時發行兩種股票以上的上市公司，保留僅發行A股的上市公司，CharlesJ．PchenXijiaSaXiWu（2005）和余宇瑩、劉啟亮（2007）在他們的研究中發現同時發行兩種股票的公司對“四大”的選擇占絕對優勢是緣于中國審計市場特殊的二元結構及證監會的相關法規，不能客觀反映上市公司對審計師需求的自愿性選擇。最終選擇2145家公司為研究樣本。全部數據來自國泰安金融研究數據庫（CSMAR），數據處理分析采用SPSS16.0和EViews6.0。

實證檢驗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從表2可以看出，在2145家樣本上市公司中，財務報告被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的上市公司僅有29家，占了樣本公司的1.35%；由“四大”審計的上市公司有123家，占比5.73%；董事長兼任總經理的上市公司有536家，占比24.99%，發生虧損的上市公司有85家，占比3.96%。樣本上市公司中發生商品交易關聯方關系的上市公司有1280家，超過一半的上市公司都存在商品交易類關聯交易；提供或接受服務關聯關系的上市公司有953家，發生抵押擔保關聯關系的上市公司有1383家，發生關鍵管理人員報酬關聯關系的上市公司有854家，說明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此四類關聯方交易?？梢钥闯觯瑯颖旧鲜泄镜膽湛铐椪伎傎Y產的比重均值為11.4%，中值為9.2%，總體波動較小，而存貨占總資產的比重均值為17.1%，從標準差來看，上市公司間這一指標波動幅度較大；資產負債率平均為41.3%，負債水平較為合理。基金持股比例的均值為2.2%，說明目前我國基金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較低，而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的均值為37%，持股水平較高。

（二）回歸分析

以注冊會計師出具的非標準審計意見類型為解釋變量，以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商品交易類關聯、提供或接受勞務類關聯交易、擔保抵押類關聯、關鍵管理人員報酬關聯為解釋變量，加入相關控制變量，得到二元回歸結果整理如表4。McFaddenR-squared值為0.299，說明Logit的回歸擬合優度較高，LR檢驗統計量的P值為0.000，所有自變量對因變量的解釋是顯著的。從解釋變量來看，商品交易類關聯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提供或接受勞務類關聯交易在10%的水平下通過了顯著性檢驗，擔保抵押類關聯在5%的水平下通過了顯著性檢驗，關鍵管理人員報酬關聯在10%的水平下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且均與審計質量呈正相關。說明上市公司商品交易類關聯對其審計意見的出具不產生影響，當上市公司存在提供或接受勞務類關聯交易、擔保抵押類關聯、關鍵管理人員報酬關聯時很可能被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因此從總體來看，關聯方交易會影響非標準審計意見的出具，注冊會計師在出具審計意見時能夠關注上市公司的關聯方交易。原因是這些關聯方業務有利潤操縱以及掏空上市公司的嫌疑。關聯方業務較多的企業通常自身創利能力較差，發生經營失敗和利潤操縱的可能性大，對注冊會計師來說，重大錯報風險水平較高。而且關聯方之間交易的公允性難以確定，這些都增加了注冊會計師的審計風險。

從控制變量來看，“四大”審計在1%的水平下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且與因變量正相關，說明“四大”審計，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的可能性越大，“四大”審計能提高審計質量；存貨占總資產的比重在5%的水平下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資產負債率、公司盈虧在1%的水平下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且均與審計質量呈正相關，從這三個控制變量可以看出，上市公司的危機程度越高，注冊會計師在面臨高風險時如實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的可能性越大。這與吳水澎、李奇鳳（2006），劉勤、顏志元（2006），劉笑霞、李明輝（2011）的研究結論相同。其他控制變量均未通過檢驗性檢驗，說明應收款項占資產的比、機構投資者持股比、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兩職合一、董事會規模等均未能對審計意見的出具產生影響。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文采用2011年的數據，運用Logit二元選擇模型通過實證分析發現當上市公司存在提供或接受勞務類關聯交易、擔保抵押類關聯、關鍵管理人員報酬關聯時很可能被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從總體來看，關聯方交易會影響非標準審計意見的出具，注冊會計師在出具審計意見時能夠關注上市公司的關聯方交易。由于關聯方交易在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及關聯方式的日益復雜性和隱蔽性，因此注冊會計師在審計過程中應當加大對關聯方交易的審計以降低審計風險。此外，相關部門應當通過完善有關法律法規來提高上市公司關聯方交易披露水平。

作者：鄭開放彭玨單位：西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