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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政府中存在的權力不公、效率低下、濫用職權等等問題，其實各種政治制度的社會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我以為對此以政治學法律學的角度提出來其實更加恰如其分。把政治開明、司法公正等等問題都納入經濟學的管轄領域怕是越權嫌疑嚴重了。

誰都知道家長濫用權力是不對的，但是不能因此說家長職位的存在有問題，家長的職能是多余的，家庭結構也是不合理的。如果我們能夠認識到家長濫用了權力，說明我們知道他不濫用的界限在哪里，說明我們已經承認他是有“事”可做和有“事”應該做的。我們通過一定的政治法律措施讓他在其位謀其政就是了，他還是要做他應該做的事情的而不是變成一個不作為者。

過去的年代里，完全計劃經濟已經讓大家受盡苦頭，現在教育產業化、醫療市場化、國資私有化等等問題也讓大家看到了另一個錯誤的苗頭。此時此刻，我們有必要弄清楚某些問題的界限在哪里，比如政府職能和國家干預有何差異？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不是政府職能和國家干預手段？這種辯論是有益的。

以上是張建平先生的意思，

郎咸平教授說“我們需要這一代的黨國領導人，是一個精英政府，而這個精英政府他努力的目標，是創建出一套法制化的游戲規則，創建出一個法制化的中國，而這個法制必須先規范政府的行為，然后再規范個體的行為?！彼脑捠墙洕碚撨€是政治理論。張先生說把政治開明、司法公正等等問題都納入經濟學的管轄領域是越權嫌疑嚴重,也表達要通過一定的政治法律措施讓家長在其位謀其政，那張先生認為郎咸平教授是一個經濟學家還是政治學家。解決中國問題是要政治解決還是經濟解決。歸根結底之后郎咸平肯定得解釋，這個法是由誰來制定和由誰監督才會有效。

吳敬璉教授說的是“在市場經濟中，市場是社會資源的基本配置者。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質，就是用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資源配置方式取代以前以行政命令為主的資源配置方式?！边@些話是經濟理論還是政治理論。為效率和尋找什么是市場機制，從純經濟理論理解市場經濟的經濟學家，在這種滯后的政治體制中使經濟學被社會指責，張先生又有何感想，我認為通過市場的充分竟爭和促進經濟增長是純經濟理論而已。

近來鋪天蓋地的對經濟學家的指責，首當其沖的一個問題是國企的改革，這種改革原本就是一個政治問題，國企的資產是中國通過一種外來的理論指導，再通過政治革命從各種資本家手上得來，再通過全體國民在艱苦中積累得到的財產，而現在，對這些企業權屬還沒有確定之時，還沒有到創業者手上之時，就開始由所謂企業精英拍賣和轉讓，把它作為經濟學中的商品問題來解決，這是政治的問題，但在中國的政治理論中卻又不能讓這些企業象東歐那樣，在先公正地分配與所有的勞動者后，再尋找重新組合來產生新的持有團體，因為這個社會不能容忍私有化的存在，私有制的存在會使權力到下層的手上，社會只能容忍權力的存在在國家手上。郎咸平似乎是在這種無可奈何中提出“創建出一套法制化的游戲規則，創建出一個法制化的中國，而這個法制必須先規范政府的行為，然后再規范個體的行為?！痹诓荒軓南氯ケO督中只能寄希望于上面的自我監督。

中國的改革首先是財產分配問題，在財產的合理和公平分配上才會去產生經濟學，如農村改革的土地承包。于是在政治問題還沒有解決好之時，為什么要將責任推向經濟學家上，為什么要將責任推向研究經濟效率的人身上。難道所有的政治家就不去負這些責任嗎？

所看到的中國新產生的問題更多是政治問題。在所謂的教育改革，醫療改革，所有的改革中并沒有看到權力的改變，即便是口口聲聲喊行政放權的國企，都是政府壟斷著權力，是一種握緊怕死，放開怕飛的改革狀態。根本看不到國家中的教育行業和醫療行業的市場竟爭，看到的是中國國民在這個既由政府壟斷，又希望為擺脫其負擔和無效率的管理體制。不得不向行業付與權力來對百姓的任意宰割。而其由此造成的后果全作為市場經濟的結果。作為自由經濟的結果，在中國，我實際不知道百姓已有了多少自由的選擇，還不知道百姓是不是能有權力，自由地去選擇那些勇于收費來改革的局長和官員。還不知道國家在穩定壓倒一切中付與了多少權力來監督政府，中國的經濟學還是象上世紀革命年代一樣，糊糊涂涂鉆進了為政治需要的套子里。

不必需要在提出資源配置后再提效率，國家相信計劃經濟在對資源的配置中，是存在著權力后去調撥會得到更好的配置，但計劃經濟在配置后是不是形成很好的效率又是另一回事，我所看到的是政府的改革只是在對資源的重新認識后的改革，即什么是資源，通過什么方法去調動和調節資源的重新認識之后，得到一種有別于以前行政權力調節和調動方式，這種方式是從對貨幣的意識形態改變開始，從資本家剝削下骯臟的貨幣，不知不覺的在政府中，改變成為利用貨幣為經濟發展的最主要的有效力量，通過貨幣可以調動資源挖掘資源，吳敬璉教授的“市場機制為基礎的資源配置方式取代以前以行政命令為主的資源配置方式”，在這時變成了以貨幣機制和計劃增長率為基礎的資源配置方式，源源不斷流出的貨幣成了政府的資源，使政府的從以前的通過行政權力調動的資源，變成了貨幣調動，社會主義宏觀調控讓貨幣一下子不再見到其政治本質，而完全變成了經濟的行為，中國的市場經濟也就在貨幣的供給下形成，而不是在自由和私有的改革中產生，社會和人們一下子看到，市場經濟就是市場上有東西出售，而這些東西有了錢就可以購買，于是國民就在這意識形態的改革中得到重新認識，從上到下向錢看。原本在馬克思看來是最政治化的貨幣不再政治，社會在GDP增長中卻認為已經理解和發展了馬克思理論。諸不知這反而是對馬克思理論的沖擊，使馬克思理論的信仰崩潰，更由于貨幣的流出中會在權力沒有得到監督時，會因有權力存在改變其流出的方向。改變其流向的階層和群體，經濟學的問題變成了政治學問題，這種原本是政治的問題，在發現西方的凱恩斯原理之后照搬利用，在發行貨幣上不看自己的社會和西方社會的區別，就天真地只從經濟來理解，中國改革也由此因政治因素變成混亂不清和畸形，也使經濟學家分不出該從什么方位入手來解決中國經濟問題，中國經濟學家是不得不先轉變成政治學家，并在政治學家的指導下去研究經濟學。

不去批評郎咸平計劃經濟錯誤，也不去批評吳敬璉市場經濟錯誤，只有承認了他們為中國改革在努力，在他們的努力中，讓我們發現了我們的社會主義理論的貧乏和混亂。

馬克思理論是從政治中出來。而凱恩斯理論是從社會經濟發展中得到的，到后來成為政府權力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實施的表現，使政府可能存在的對經濟的直接的權力參與，變成政府間接的通過貨幣和財政來參與，使經濟學在將宏觀和微觀結合起來。而中國，卻是一個既有從經濟上權力發行貨幣和通過財政控制來參與，又存在為意識形態的統治而去實施行政權力參與。還是一個純正的政治經濟學中，這就讓市場經濟和市場規律的解釋和實踐，變成了表面的解釋和運用而已。

這樣，經濟學家又何必為所謂因市場經濟造成的后果來相互指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