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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任務型語言教學；國內；國外；研究現狀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624X（2017）01-0024-01

1.任務型語言教學的國外研究現狀

近幾十年來，國外的多位專家和學者從未停止過對任務型語言教學理論的研究，由于研究者頗多，無法一一贅述，筆者從其中挑選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理論成果進行論述。

1987年時，Prabhu在自己撰寫的書中明確了“任務”的概念，指出“任務”是基于思考和對所提供信息的分析，得出結論的活動，這種活動包括規則中心、形式中心、目標中心以及意義中心四大類活動，這種活動能調控學生思考的過程。在他所得出的這一理論結果中，意義中心活動最受他青睞，他認為在利用這一理論進行語言教學的過程中，教師無須過分關注語法規則，學生完全可以通過語言意義的理解實現對語法的掌握。但是，他的理論并非十全十美，在任務選擇、等級評定等方面還存在隨意性。

在Prabhu的理論基礎上，Candlin重新界定了“任務”的概念，認為“任務”這一特殊的活動實際上是師生通過認知和交際尋求解決方案從而達到掌握新知識的目的。他對任務型語言教學的研究也存在瑕疵，因為他根本沒提到語法教學，而是把交際放在了明顯重要的位置，這就導致很多學生在他的理論指導下過于依賴交際，而忽視語法的學習，不利于語言教學的平衡發展。

四年后，Long和Crookes對“任務”的概念有了更新的詮釋，他們將需求分析擺在了十分突出的位置，指出任務與生活之間的聯系的緊密性。之后，他們又在交互修正理論中闡述了任務型語言教學的可行性，強調為了任務的完成也要注重語言的形式。他們認為，可理解的語言輸入能夠產生語言習得，使語言輸入變為可理解輸入的最重要途徑就是交際雙方在會話交互過程中不斷相互協同，對可能出現的問題進行交互修正，在交互過程中引起對語言形式的注意。這個理論研究成果也存在一定問題，如果學生在任務完成過程中未出現語法問題，教師或許永遠不會進行語法知識和語言形式的講解。

上述對任務型語言教學的理論研究顯然存在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未能為教師提供可操作性的指導。Willis恰恰幫助教師解決了這一問題，她提出了任務實施需要遵循接觸實用性的語言，要鼓勵學生的語言運用，要對語言本身引起注意，要根據情況的變化對語言進行突出這幾個原則。她的理論研究最大成果在于提出在任務型語言教學中開展語法教學是十分有必要的。

2.任務型語言教學的國內研究現狀

自20世紀90年代國內引入任務型語言教學以來，該理論一度受到關注，國內學者對它的研究主要圍繞理論基礎、核心概念、教學流程、任務型大綱的討論展開。

關于任務型語言教學中比較重要的幾個概念，如任務的含義界定、特點及分類的闡述與國外語言學專家的認識有所不同。例如，賈志高指出“任務”指的是學生運用目標語設計信息處理的課堂交際活動的總稱，這較之國外學者對任務的概念的闡述存在較大差異。同時，阮周林等幾位語言教育專家通過對任務特點的研究，為語言教師更好地進行課堂交際任務的設計提供了有益指導，是提高語言教學實效性的有力保障。

隨著計算機網絡技術的發展，程可拉于2003年提出了自己對任務設計的見解，認為應借助多媒體技術對任務設計進行輔助，使所涉及的任務通過多媒體技術生動、逼真地展示給學生。

關于對任務大綱的研究，我國與國外的理論研究水平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只有極少數的學者對此有所研究，其中張宇翔認為沒有統一的任務分級標準，任務型大綱實際上會受到課堂教學過程中多種復雜因素的影響，無法有效保證語言學習的系統性和有效性。

3.結語

任務型語言教學理論在國內外的研究情況存在著較大的差異，這與多種因素有關。但我們無法否認的是，任務型語言教學在外語教學中的應用收到了較好的效果，它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語言教學的有效性。

⒖嘉南祝

第2篇

關鍵詞： 英語教師 教學信念 國內外研究

一、研究綜述

20世紀 80 年代以后，人們對教學工作復雜性的認識逐漸增強，認知領域的研究進入深層發展階段，教學研究范式發生由外向內的角度轉移，如：對教師個體的研究已經從教師的行動轉向教師思維。在研究轉向中，“教師信念”是一個頗受關注的主題。對教師信念開始產生關注，是由于課程改革的直接推動。許多國家的課程改革并不僅僅限于改變課程內容或結構的變化等，更希望教師調整觀念，教師信念便成為研究重點。

二、國外研究現狀

在國外，對于教師信念和課堂教學行為關系的研究占大部分，但是很難達成一致。Pajares（1992）認為，教師信念的范圍涵蓋教師的教學實踐經驗與生活經驗，構成一個互相關聯的復雜系統，指引著教師的思考與行為，教師的信念比教師的知識更能影響其教學行為。Burns（1992）支持教師信念與教師的課堂教學相一致的說法，認為教師的信念指導著教師的思想和行為。Williams 和 Burden（2000）指出，教師的信念在語言學習過程中有極其重要的作用。教師信念代表了教師潛在的語言觀和語言學習觀，并充分地影響他們在課堂中的表現。Johnson（2006）的抽樣調查表明，按照教學理論取向可將教師分成技能型、規則型和功能型三種類型，大多數教師的信念在教學實踐中得到充分的體現。另有一些研究發現，在現實的學校教育脈絡中，教師的信念與教學實踐并不具有必然的一致性。Johnson （1992）對實習教師信念的研究表明，實習教師的教學實踐由于學生實際情況的影響而與他們的教學信念存在較大的差異。Richards（1996）認為，課堂教學的種種客觀條件限制了教師對教學手段的選擇，這樣會導致教師們不能按照他們信奉的理念教學。Breen （2001）對 18 位從事英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工作且至少有五年以上教學經驗的澳大利亞教師進行教學信念與教學行為研究，發現教師信念與教學行為的影響是交互的：教師信念影響其教學行為，而教師日復一日的教學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教師教學信念的改變。

綜上所述，國外學者對教師信念的理論研究已涉及教師信念的概念與內涵、教師信念的研究意義、影響因素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教師信念與教學行為的相關研究里，多采用問卷調查、訪談、課堂觀察等不同研究方法相結合的實證考察方式，但是對教師信念與教學行為的關系沒有形成一致的意見。

三、國內研究現狀

國內有關研究主要集中于近幾年，先后出現的研究成果有辛濤、申繼亮（1999）的“論教師的教育觀念”;龐麗娟、葉子（2000）的“論教師教育觀念與教育行為的關系”;俞國良、辛自強（2000）的“教師信念及其對教師培養的意義”;劉樺（2004）的“論英語教師信念體系”;于蘭（2004）的“論建構主義模式下外語教師的信念”及郭曉娜（2008）的“教師教學信念研究的現狀、意義及趨勢”等。以上這些研究多為借用西方研究成果進行宏觀和理論層面的論述，涉及教師信念的內涵與結構、教師信念的來源與影響因素、研究教師信念的意義及對教師信念與教學行為關系的理論認識;在具體信念方面，這些研究涉及學生觀、教師觀、學科教學觀等方面。

英語教學界有教學信念和教學行為的研究，尤其是對大學英語教師教學信念與教學行為的研究方興未艾。例如鄭新民（2004）的“教師信念對英語課堂教學的影響”，通過個案研究，闡述了教師信念中潛在的語言觀是如何導向教師選擇教學途徑及如何影響其教學設計和實踐的。樓荷英、寮菲（2005）通過課堂觀察和訪談，研究大學英語教師教學信念與教學行為的關系，結果發現：大學英語教師之間部分教學信念重疊但各自又有獨特之處;大學英語教師的教學行為與其教學信念大體相關，但由于受諸多因素影響，教學信念與教學行為存在脫節的現象。呂亮球、余青蘭（2009）的“英語教學中的教學信念與教學行為探究”，在立足調查和訪談數據的基礎上分析大學教師信念和教學行為不一致的種種表現及內在原因，并提出了相關的解決辦法。胡艷（2007）的“教師信念與其課堂行為之間關系的個案觀察研究”，通過深入課堂及課后訪談的形式，試圖通過個案來探究教師信念與教師課堂行為的關系，結果發現：學生自主性及教師自的缺失等因素仍制約著教師的信念和行為。覃成強的“論英語教師的教學信念與課堂教學實踐的關系”，通過案例研究，分析了英語教師的教學信念與課堂實踐間的關系，以及影響教師信念與課堂實踐的諸多因素。王紅艷、解芳（2009）的“大學英語教師的教學信念與教學方法個案研究”，通過訪談和課堂實錄等手段，對大學英語教師所持有的教學信念及其在課堂中采用的教學方法進行個案分析。研究發現，大學英語教師持有的教學信念與他們所采用的教學方法密切相關，并且教師的教學信念是一個復雜而多變的體系，主要受教師本人的學習經歷、教育教學經歷及學生行為等內部和外部因素的影響和制約。

從研究內容上看，以上研究主要表現為測評教師信念的結構層面、探討教師信念與教學行為的關系、將教學信念與英語學科相結合。從研究方法上看，上述研究多采用問卷調查、訪談、課堂觀察及個案研究。從當前研究的結果看，研究人員對英語教師教學信念與教學行為的關系也沒有達成一致的意見。

四、可創新之處

有關英語教師教學信念研究的創新之處還可以有很多，比如跳出傳統的研究教師教學信念和課堂實踐的關系，轉而研究教師教學信念與學生學習成績之間的關系。另外，創新之處還在于可以具體到教師的語法教學信念、詞匯教學信念、師生關系信念等細分下去。如高強、秦俊紅（2010）對大學英語教師語法教學信念與課堂教學實踐的關系進行了定量和定性的研究。

教師信念本身就是一個心理學和教育學相交叉的話題，而教育的心理學化更是未來的一個趨勢，所以更多的相關研究會層出不窮。

參考文獻：

[1]Brog，S.Self-perception and practice in teaching grammar.ELT Journal，2001，55（1）.

[2]陳冰冰，陳堅林.大學英語教學改革環境下教師信念研究（之二）.外語電化教學，2008（122）：11-15.

第3篇

關鍵詞：外語教育；戰略；國家利益；文化

中圖分類號：G5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4038（2012）06-0087-05

作為一種戰略資源，外語教育水平關系到公民素質的高低，也關系到一個國家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競爭中的地位，而且直接影響到國家的政治、文化、外交、國防等諸多方面。外語教育具有十分明顯的政治文化意圖和國家政策導向。

國家外語教育戰略指的是一定時期內由國家權力機構頒布的外語教育方針和計劃，具有一定的強制性和權威性，往往以行政命令、法規等形式出現。由于受“唯英語”文化傳統的影響，美國政府和民眾過去長期對外語教育不夠重視，這直接導致美國外語教育質量較差，高素質外語人才緊缺。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美國的外語教育普及率偏低。20世紀90年代特別是新世紀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日益加劇，作為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政府深刻感受到培養既有專業特長又具備較強外語能力的復合型人才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并由此將外語教育上升到關系國家發展的戰略位置。

在美國，外語教育戰略雖然沒有被作為一個專有名詞明確提出來，但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美國政府制定的一系列外語教育政策、法規和方案都將提高公民外語能力和跨文化理解能力視作捍衛國家安全、擴大國際影響和推進意識形態傳播的必要手段，因此，在經濟全球化和國際政治多極化的背景下從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來審視美國的外語教育政策、規劃、方案及其執行效果對于研究美國外語政策的走向以及指導我國外語教育戰略都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一、美國外語教育戰略演變

上世紀初期，在美國非英語語言曾被禁止使用，學校的外語課程也一度被取消。直到1917年羅斯福總統上臺，政府才開始重視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此后，美國曾多次把外語教育提高到國家戰略層面，并制定了一系列相關政策。美國的外語戰略演變大致上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一）20世紀40年代至冷戰時期：緩慢起步

這一時期美國的外語教育戰略主要服務于反法西斯以及冷戰的需要——從軍事安全及獲取情報的角度來看待外語教育和外語人才的培養，外語教育的規模十分有限。

為了能夠在“二戰”中破譯密碼和獲取情報，美國需要一批精通德語、法語、意大利語、中文、日語、馬來語等多語種的人才。1942年，政府制定了“軍隊特別培訓計劃（The Army Specialized Training Program）”，委托大學開發出以培養軍事人才外語會話能力為目標的培訓計劃。

隨著“二戰”結束和冷戰的全面展開，美蘇之間在全球范圍展開了爭奪，為提升美國在這場“觀念之戰”中的競爭優勢，美國政府先后頒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強化外語教育。1958年頒布《國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從國防戰略高度，首次將外語提高到與數學等科學同等重要的位置。在《國防教育法》的推動下，美國大、中、小學外語教育的規模得以擴大，質量也有所提高。1965年出臺的《高等教育法》（Higher Education Act）強調，在日益增長的國際交往中，外語教育在保障未來經濟發展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同年，《初等和中等教育法案》（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將外語列為核心課程。1968年，美國國會通過《雙語教育法》（Bilingual Education Act），廢止了許多州關于禁止使用英語外其他語言的一系列法律。

1983年，美國教育質量優異委員會教育改革宣言——《國運危機：教育改革勢在必行》（A Nation at Risk：An Imperative Reform），第一次把外語放在了與英語、數學、計算機、社會研究等基礎學科以及自然科學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二）20世紀90年代：穩步發展

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世界形勢發生了巨變，特別是蘇聯解體之后，美國一國獨大。為了維護自身的霸主地位，政府不斷調整各種政策，外語教育“迎來春天”。這一時期是經濟全球化加速推進之時，美國的外語戰略主要服務于維持美國的全球經濟優勢和競爭力，外語教育規模顯著擴大。

1991年，美國總統簽署通過了《國家安全教育法》（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Act），該法案提請聯邦政府通過建立國家安全教育項目和國家安全教育董事會來引導美國人民理解外語和外國文化。1994年，國會通過《2000年目標：美國教育法案》（Goals 2000：Educate America Act）。該法案的目標之一就是到2000年美國所有中、小學學生在畢業之前都應該在包括英語、數學、外語等學科上具備一定能力，為成為合格公民和現代經濟發展所需要的高效勞動力做好準備。同年，《改進美國學校法案》（Ireproving American Schools Act）再次明確對有助于提高外語能力的教育活動提供資金支持，將外語提升至對經濟競爭和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地位。1996年，美國教育部出臺了國家課程標準——《外語學習標準：為21世紀做準備》（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Standards：Preparing

for the

21st Century），倡導從小學習外語，強調美國教育要從語言和文化上武裝學生，以便他們能在21世紀多元化的國際社會中進行成功交流。該標準具體體現在5個方面（簡稱“5C”）：交流（communication）；文化（culture）；聯系（connecdon）；比較（comparison）；社團（community）。“5C”把外語人才培養上升到提高國家競爭力的層面上，確立了外語在基礎教育中的地位。

（三）新世紀以來：迅速推進

2001年“911”恐怖襲擊發生之后開展的全球反恐戰爭使美國政府更加清楚地認識到，外語能力和跨文化交際能力的欠缺阻礙了社會資源的流動，削弱了商業貿易的競爭力。限制了國際交往的有效性。甚至威脅到了美國的國家安全。美國教育戰略的走向變得更加清晰也更加完整——除了確保其經濟優勢和競爭力需求外，還有提升跨文化交流、開展公共外交、改善國際形象和增進國際理解等戰略需求。

2004年，美國國防部召開由政府、企業和學術界參加的“全國語言大會”（The NationalLanguage Conference）。會后了“白皮書”——《國家外語能力行動倡議書》（A Call to Action for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apabilities），號召美國公民學習國家需要的“關鍵語言”，以適應外語和文化戰略的需求，通過提高外語能力增進對世界文化的了解和尊重，鞏固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2005年，美國國防部頒布的《國防語言變革路線圖》（Defense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Road Map）對改進美國國防部外語能力以應對反恐等非常規戰爭提出了較為全面、詳細的規劃。2006年，美國總統布什正式以國家安全為直接目標的外語政策——“國家安全語言啟動計劃”（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這是自1958年以來最為重要的語言立法。它首次從國家安全的角度審視了外語教學的重要性，將美國的外語教育上升到了聯邦政府立法干預的層面。該計劃提出學校要盡早開設外語課程。尤其要關注國家急需的阿拉伯語、漢語、俄語、印地語、波斯語等“關鍵語言”（Cfitical Need Foreign Language）人才培養的數量和質量。次年，“關鍵語言”又增加了烏爾都語、塔吉克語、旁遮普語等。2008年，美國國會通過了《高等教育機會法案》（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y Act）決定，擴大和創造赴國外外語學習的機會，擴展國際公共政策機構的外語工作外延，將外語財政援助列為國家政策發展領域。2011年頒布的《國防部語言技能、區域知識、文化能力的戰略規劃：2011-2016》（DoD Strategic Plan for Language Skills，Regional Expertise，and Cultural Capabilities：2011-2016）為國防部未來五年的發展作出了宏偉的規劃，體現了美國國防部發展軍隊外語能力的新戰略——主張語言技能、區域知識和文化能力的融合。

二、美國外語教育戰略的主要特征

（一）以國家利益為主導

美國歷史上曾掀起過的三次外語教育變革熱潮，都與國家利益密切相關。第一次是“二戰”開始之后。美國需要派遣大批軍人和情報人員到世界各地，他們的外語能力卻成了跨國工作的攔路虎，“軍隊特別培訓計劃”應運而生；第二次是在20世紀40至50年代期間。在美蘇冷戰背景下，1957年蘇聯成功發射了人類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引起了美國人的恐慌和震驚。國內外輿論對美國學校教育提出了激烈的批判，把太空技術落后歸咎于教育和科研，強烈呼吁改進學校現有的課程和教學方法，關注外語教育，于是出臺了《國防教育法》；第三次是“911”事件發生后，維護國家安全，尤其是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國家安全，成為美國語言戰略的首要目標。在此背景之下，掀起了外語教育變革的熱潮，“全國語言大會”隨后召開。“國家安全語言啟動計劃”則將外語教育的重要性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美國國防部頒布的《國防語言變革路線圖》和《國防部語言技能、區域知識、文化能力的戰略規劃：2011-2016》突出了外語能力在國防和軍事戰略中的重大意義。

維護全球化進程中的商業利益和經濟安全是美國調整國家外語戰略的另一個動因，《高等教育法》和《2000年目標：美國教育法案》的出臺就是很好的例證。美國政府意識到，只有提升公民的外語能力和跨文化交際能力才能對世界各地文化風俗和商業習慣有深刻的了解，保持美國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二）用能力標準來引領

外語能力標準是外語教學和評價目標的參照依據，是對某一國家或地區在特定時代語言政策或教育政策的反映，其目的是為了維護該國、該地區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利益。

20世紀80年代，美國的中、小學教育質量問題引起了全國性的關注，社會各界紛紛就教育改革提出建議，制訂學習標準、改善評估體系被認為是提高教育質量的關鍵。從1993年起，美國外語教學委員會組織專家成立了“全國外語教育標準課題組”，課題組歷時三年進行了大量調查研究，編制了外語學習標準，即1996年公布的《外語學習標準：為21世紀做準備》，其適用對象主要是從幼兒園到12年級（K-12）。《標準》以培養交際能力為核心，主要從知識和技能兩個角度對各年齡段外語學習者的學習目標進行了描述，它構建了一個全面的外語教學目標體系，并提出了一個與之統一的教學內容框架，體現了當代外語教育的最新理論，代表了外語教育改革的最新方向。1999年該標準重新出版，又增加了9個語種具體的學習目標，并更名為《21世紀外語學習目標》，以此來引領美國外語教育。這個綱領性文獻的出臺意味著美國把基礎外語教育改革作為整個外語戰略的突破口，從此，美國的基礎外語教育步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

美國的外語能力標準不僅著眼于學校外語教育還涉及軍事和國防領域的外語能力建構。2005年頒布的《國防語言變革路線圖》是迄今為止美國國防部為提高軍隊外語能力制定出的最為全面、具體的規劃和標準。前不久頒布的《國防部語言技能、區域知識、文化能力的戰略規劃：2011-2016》）對軍隊外語能力的定義做了更加明晰、豐富的界定，是美國基于能力標準引領外語教育戰略的又一杰作。

三、美國外語教育的現狀與問題

（一）外語教育現狀

美國是個多語種國家，但就整個社會而言，還是以英語占“統治”地位的單語社會。根據2000年美國人口普查語言小結，英語是名符其實的“第一語言”，約82.11%的人口以英語為母語，96%的人英語說得“好”或者“非常好”。其他排在前10位的語種依次是：西班牙語（10.71%）、漢語（0.78%）、法語（0.63%）、德語（0.53%）、他加祿語（0.47%）、越南語（0.39%）、意大利語（0.38%）、韓語（0.34%）、俄語（0.27%）和波蘭語（0.25%）。

從基礎教育來看，2008年，應用語言學中心（CAL）在美國教育部的支持下和研究機構Westat聯合開展了一次調查，結果表明：在小學階段，接受外語教育的學生數比例為25%：在初中階段為58%；高中階段為91%。就學校所提供的語種來說，西班牙語最為普遍，占小學階段的88%、中學階段93%。其次是法語（小學階段：11%；中學階段46%）和德語（小學階段：2%；中學階段14%）。

從高等教育來看，美國現代語言聯合會（MLA）在2006年關于美國高等教育機構非英語專業外語注冊信息的數據如下：在所有被調查的2795所高等教育機構中有91.7%（2564所）的學校至少開設一門非英語外語課程：有8.6%的大學生注冊了非英語外語課程；通用現代外語的注冊人數持續增長，其中漢語（51%）和阿拉伯語（126.5%）的增幅最大；從選修語種來看，排在前三位的是：西班牙語（50%）、法語（13%）和德語（6%）。

（二）存在的主要問題

1 語種分布不均衡

2008年，美國外語教育委員會（ACTFL）針對初中生感興趣的外語做了一項名為“發現語言，發現世界”的調查，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法語（18%）、意大利語（17%）和西班牙語（16%）。調查還涉及美國學生學習外語的主要原因，約44%是為了滿足大學入學要求，40%是為了滿足高中畢業要求，自愿選擇的僅占10%。學生的個人興趣與國家對漢語、阿拉伯語等“戰略語種”的迫切需求不能對應。

近年來，政府每年都會投入數億資金支持中、小學和大學學生學習英語以外的語言，其目的是全面提升整個民族的外語能力，進而服務于國家政治、經濟利益的需要。然而，政府的想法與民眾的愛好往往反差較大，這是導致美國外語人才始終不能滿足國家需求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美國，個人權力是民主的主要組成部分，是否學習外語抑或學習多長時間主要是由個人決定。

2 外語政策執行有偏差

美國聯邦政府與州的教育立法呈現出主導與主體的關系，各州享有充分的自。聯邦政府就事關國家利益的大事，制定相應法律，提出宏觀要求，掌控全國教育的進程和方向，并協助各州提高教育質量；作為教育行政的主體，州立法系統而又全面。在這種分權管理的教育體制中，州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行其是”。實際上，大多數的教育文件不是由聯邦政府而是由州政府及州以下的地方政府制定，由各州教育部門及各地方約一萬五千個學區（School District）中的教育董事會（Board of Education）負責實施。美國幅員遼闊，不同區域的價值觀、教育理念、經濟發展程度、文化傳統等都有著相當大的差異，這些都對外語課程的設置產生直接影響。在具體教學中。任課教師可以自行決定教材和教法。

3 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難銜接

由于上述原因，美國外語教育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是一種非官方的自由放任狀態，各個層次的外語教育缺少統一的規劃協調，沒有形成“一條龍”式的系統外語教育體系。正如美國教育家R·D·Lambert所言：在美國的外語教育體制中。學生和老師如同聚集在兩座互不相連的金字塔中，一座在高中，另一座在大學。目前，又試圖在小學創建第三座孤立的金字塔……當兩座塔銜接之時便出現了一個很大的斷層，高中畢業生無法順利地繼續大學的外語學習，其中最為極端的案例表明美國高中階段和大學階段的外語教育不具備任何關聯性。

四、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