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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文化視窗；新模塊教學；多元智能化教學

一、前言

我國跨文化交際研究之父、北京外國語大學博士生導師胡文仲教授在2006年北京外國語大學舉行的《人文教育與通識教育研討會》上指出：“外語專業畢業生人文基礎很差，批判性思維能力很弱；對西方文化了解膚淺，對中國文化了解更少。”（胡文仲、孫有中，2008：141）“英語專業怎么辦？”辦法之一是在英語文學課上做文化導入，以“少而精”（孫有中，2008：前言）的原則以多元智能的文化補白、文化嵌入、文化叢和文化高地的方法進行文學教學的文化導入來“醫治”罹患：“思辨缺席證”（黃源深，1999）的“英國病人”，解決我們的學生“沒文化”的問題。（孫有中，2008：110）的問題。下面是以文化內容為依托的部分文學課表。

二、新教學模塊

Table　1　Curriculum／（課表）

北京外國語大學博士生導師，何其莘教授指出：對于中國學生來說，學習英美文學主要是提高學生理解語言的能力……特別是在閱讀文學作品時（作者加）要特別注意語言背后的東西。教學中，老師的教材選擇不固定。1.文化嵌入：以莎士比亞的課程內容為例。十四行詩第18首的“sum-mer”和“夏天”文化區別作文化嵌入。2.文化補白：《哈姆萊特》中俄狄浦斯情節可以用文化補白。3.文化叢：《威尼斯商人》中猶太教的歷史用文化叢并以新視角重新審視“吝嗇鬼”夏洛克。4.文化碰撞：雪萊的《西風頌》里的“west　wind”在漢語里是貶義，讓學生進行文化討論。5.文化高地：把文學中與文化有關的有爭議的內容進行文化補白／嵌入／文化叢的新模塊教學，比如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第18首中的summer譯成夏天有爭議。這是中英地理位置的不同導致的文化差異。所以產生碰撞的翻譯值得學生深思。

在講杰克倫敦的作品《馬丁·伊登》時老師用文化補白的形式把中國文化老莊的“不得已”與美國的首創精神進行文化嵌入然后進行比較，之后再加入他的短篇小說《熱愛生命》和《生火》，然后對人的自由意志和人的智力較量等哲學內容置于精神高地進行文化補白。《馬丁·伊登》這一課學生聽得津津有味，不愿下課。兩周后，老師在課上問學生：哪種文學課你們最喜歡？全班同學異口同聲地說：杰克倫敦的《馬丁·伊登》。從此文化視窗里的文學景象以文學課上的文化介入的教法誕生了。教師挖掘出了多維度的文學教學文化介入的方法讓學生耳目一新。從論文寫作和收集的數據來看，學生的思辨能力確實有了提高，打通中西文化初見成效。

三、數據分析

為了保證數據的權威性，問卷采用北外胡文仲教授的問卷模板，稍加修改。問卷班級為2007級9-14班非師學生。有效問卷116份。

從表2中看出通過文化視角下的文學講課，學生的文化意識增強了。73.3％的同學發現有文化沖突。93.1％的同學認為有必要培養學生的文化敏感性；66％的同學感到文化錯誤讓他們最不舒服；而59.4％的學生認為多數的文化錯誤出現在書面語言中；在問到《馬丁·伊登》和《熱愛生命》這兩課的效果時，居前三位的是A.有趣，B.新鮮，C.獲得更多本國文化知識。關于如何提高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從表4中居首位的是閱讀文學作品占38.7％，其次是與外國人交談占26.7％，學生在校園里有許多機會和外籍學生交流。表2從學生反映語言交流的錯誤顯示，居首位占66％是文化錯誤，遠遠高于其他各項。從這一點看出我們給學生開的人文通識教育的課程太少。通過文學教學文化介入的新模式教學實驗學生認識到可以通過文學閱讀吸收中西方文化知識來提高它們的批判性思維能力。這是一個不小的教學飛躍。

第2篇

我們已經形成了一套相對完整的話語體系，有了自己獨特的研究方法、研究領域和卓有成就的成果，得以在一次又一次的比較文學的“危機”“死亡”中活得很好，也得到了國際比較文學界的認可。如美國學者大衛•達姆羅什曾經指出：“過去幾十年里，世界范圍內出現了一個比較文學研究項目與學術組織的持續增長。但沒有任何地方的增長能比中國更為強勁……”

二、建構中國比較文學話語體系體現了一種學術創新

這種創新是研究者對中國和國際比較文學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作出新的理性分析和理性解答，提出新原理，或建構新的理論體系或新學派。中國比較文學話語體系的形成體現在它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術語、概念、范疇和言說體系。如“比較文學”“世界文學”“變異學”“譯介學”“比較詩學”“可比性”“闡發研究”以及比較文學的認識論、本體論和方法論等核心術語、概念、范疇等都是中國比較文學研究者的關注點，并由此形成了一套理論表述。這里僅以“比較文學”、“世界文學”和“變異學”為例加以說明。比較文學自它誕生以來，不斷出現的“比較文學”的定義之爭也訴說了它的學科發展史。法國學派和美國學派各有自己的定義，而中國比較文學研究者也提出了自己的定義。季羨林、錢鐘書、孫景堯、樂黛云、陳惇、楊乃喬、曹順慶、王向遠和方漢文等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比較文學”的內涵加以界定。如目前在高校中使用較廣的楊乃喬主編的《比較文學概論》對這一概念的界定為：“比較文學是以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與跨學科為比較視域而展開的研究，在學科的成立上以研究主體的比較視域為安身立命的本體，因此強調研究主體的定位，同時比較文學把學科的研究客體定位于民族文學之間與文學及其他學科之間的三種關系：材料事實關系、美學價值關系與學科交叉關系，并在開放與多元的文學研究中追尋體系化的匯通。”這一概念明確了比較文學的“四個特性”“三種關系”“一個本體”和研究客體，受到了學界的認可。方漢文立足于全球化時代比較文學研究的對象特性給出了“比較文學的新定義”：“比較文學是跨越不同文化體系的，通過同一性與差異性的比較來研究世界文學的發展規律與聯系的學科。”這個界定充分肯定了“世界文學”作為比較文學這門學科的研究范圍與具體對象，重視作為一種思維方式的比較的意義。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化逐漸深化，“世界文學”的概念被再一次成為關注的焦點。本來，作為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世界文學應該有特定的涵義。但是自從歌德提出這個概念以來，關于它的內涵的爭論從來就沒有停止過。近年來，國外研究者如大衛•達姆羅什、克里斯托弗•普倫德加斯特、帕斯卡爾•卡薩諾瓦、弗蘭科•莫萊蒂等先后提出自己的理解。國內學者王寧、楊乃喬、方漢文、曹順慶等也對“世界文學”提出了新的闡釋。如王寧從世界主義的角度指出，世界文學可以被描述為：“

（1）各民族優秀文學的經典之總匯；

（2）一種用于從總體上研究、評價和批評文學的全球的、跨文化的和比較的視角；

（3）不同語言中的文學生產、流通、翻譯和批評性選擇的發展演變過程。”楊乃喬則認為，“世界文學共含有五個層面的意義：總量上的世界文學，歐洲中心主義的世界文學，作為經典的世界文學，歌德理想中的世界文學以及借助翻譯在語際傳播、折射與閱讀的世界文學。”可以看出，這兩個界定中都避免了直接下定義的方式，從不同側面對“世界文學”給以了界定，也不難看出大衛•達姆羅什的影子，因為在他看來，“

1、世界文學是各種民族文學的橢圓形折射；

2、世界文學是在翻譯中有所獲益的文學；

3、世界文學是一種閱讀模式，而不是一系列標準恒定的經典作品；是讀者與超乎自己時空的世界發生的間距式距離。”而方漢文則從辯證理性的角度重新定義了“世界文學”：“世界文學就是各個民族和國家文學差異性的同一性的交合與融新。”這種界定凸顯了世界文學中的民族文學的差異性和同一性的辯證統一。“變異學研究”是曹順慶近年來致力建構的一個領域。在《比較文學學》（2005）中，他首先提出“變異性”的話題。2006年，他對“變異學”給出了明確的界定：“比較文學變異學將比較文學的跨越性和文學性作為自己的研究支點，它通過研究不同國家之間的文學現象交流的變異狀態，以及研究沒有事實關系的文學現象之間在同一個范疇上存在的文學表達上的異質性和變異性，從而探究文學現象差異與變異的內在規律性所在。”此后，他又發表了一系列相關論文，系統闡釋變異學的理論背景、理論核心、研究范圍（跨國變異研究、跨語際變異研究、文學文本變異研究、文化變異學研究和跨文明研究）和價值意義等，在國內外學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三、中國比較文學話語體系的形成除了體現在核心概念、術語以外

在學科理論、研究方法和研究領域也頗有創新。中國比較文學研究者結合本國的比較文學實踐，積極探索全球化時代跨越東西方文化研究的比較文學新觀念和新理論。例如樂黛云等著的《比較文學原理新編》（1998）立足于文化和文學多元差異性的觀念，率先將中國傳統文化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引入比較文學研究中來，倡導“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互存與互補觀念，主張東西方文學要、互識互補、和諧相處來促進世界比較文學的共同發展。另外，方漢文的《比較文學高等原理》（2002）從“新辯證觀”的視角提出了比較文學認識論與方法論的統一、中國話語體系建構、比較文學的新定義等論題，引起了學界的關注。在該書2011年的修訂版中，作者提出了“創建比較文學的中國化新理論體系的初步構想：包括比較文學的本體論、文本論和批評實踐等構成部分。”楊乃喬主編的《比較文學概論》對比較思維和比較文學的本體論等構成的劃分顯示了新世紀以來比較文學研究的新模式。曹順慶等所著《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研究》（2002）探討了跨越東西異質文化（文明）間比較文學研究的問題。他主編的《比較文學教程》（2006）“打破了歐美比較文學學科理論體系，概括出一個新的學科理論范式，明確提出了比較文學學科理論一個基本特征與四大研究領域，一個基本特征即‘跨越性’，這包括跨國、跨學科與跨文明；四大研究領域即‘實證性影響研究’、‘變異研究’、‘平行研究’與‘總體文學研究’。”

該書還深化了“跨文明研究”的表述。其中的“變異研究”是作者提出的頗有創新性的觀點，它關注文學交流與傳播的過程中由于文化過濾、文學誤讀、譯介、接受等作用而發生的變異情況，并由此探究文學變異的內在規律。在研究方法方面，中國比較文學在歷史實證（影響研究）和邏輯美學（平行研究）兩種方法論的基礎上，將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向前推進了一步，業已形成以跨文化研究為主的研究方法，為世界比較文學研究注入了新鮮血液，使得它能一次又一次地絕處逢生，走出“危機”，以致于國內不少學者一直在呼吁建立“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并充分肯定其貢獻。我們認為，中國學派仍在建設中的表述更為妥當。對建設中的“中國學派”而言，獨特的方法論應是它得以形成和發展的學理依據。20世紀90年代末期，曹順慶曾經指出：“……中國學派則將以跨文化‘雙向闡發法’，中西互補‘異同比較法’，探求民族特色及文化根源‘模子尋根法’、促進中西溝通‘對話法’及旨在追求理論重構‘整合與重構法’等五種方法為支柱，正在和即將構筑起中國學派‘跨文化研究’的理論大廈。”五種研究方法是中國比較文學研究基于自身的理論思考和研究實踐提出的。新世紀以來的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累累碩果證明了這些方法的可行性。在研究領域方面，中國比較文學涉及到學科理論建設、翻譯研究、文學人類學、中外文學關系、比較詩學、比較文化、流散文學、海外華人文學、中華民族文學關系、文學符號學、海外漢學等，并已經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優勢。不過，國內研究者的側重點各有不同。限于篇幅，這里難以細述，僅論及翻譯研究、文學人類學和中外文學關系研究。

翻譯研究的繁榮，尤其是翻譯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出現是比較文學和翻譯學發展史上的重要事件。這是因為翻譯研究一直是比較文學研究的傳統領域，也是翻譯文學、翻譯文學史和譯介學的研究對象。文學翻譯不僅要轉換文字符號，而且要傳遞和重塑文化觀念。翻譯文學離不開譯者的文學再創造。翻譯家不僅要創造性地再現文學作品的原意，而且還要在無法交流之處創造出交流的可能。謝天振的《譯介學》（1999）、《譯介學導論》（2007）等著作為比較文學的翻譯研究奠定理論基礎，也提供了豐富的實踐案例。“譯介學”已經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是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亮點之一。文學人類學新學科的建立。文學人類學是文學與人類學兩種不同學科的交叉與結合，是近年來中國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中的最具個性的分支學科。到目前為止，該學科已經出版了兩套大型圖書：一套是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文化的人類學破譯系列”，包括《〈楚辭〉的文化破譯》《〈詩經〉的文化闡釋》《〈老子〉的文化解讀》等。另一套是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文學人類學論叢”，包括《性別詩學》《文學與治療》等。另外，“神話學文庫”叢書也正陸續由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司推出。中外文學關系研究。嚴格說來，中外文學關系的研究是國際文學關系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近年來關于中外文學關系研究的最大進展，是將20世紀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探討，全面研究20世紀中國作家所體現的中國傳統文化繼承與西方文化影響的互動。這開辟了中外文學關系史研究的新研究領域，顯示了中國比較文學實證研究的得天獨厚。主要成果如15卷“跨文化溝通個案研究叢書”(2005)的出版，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中國文學在國外的研究，也有了長足的進展，8卷本的“跨文化叢書：外國作家與中國文化”(2002)無疑是20世紀一部重大的學術成果。

四、結語

第3篇

“新批評”作為最先進的西方文論之一傳入中國，對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影響最大的莫過于語言意識的轉變。瑞恰慈在他的文學批評思想中，對語言與思想的關系進行了討論，對文學語言與科學語言進行了劃分。他認為，思想與語言之間是直接的因果關系，思想是因，語言是果，語言是表達思想的符號。而語言又可分為文學語言與科學語言，文學語言是用以喚起某種情感的，是情感語言；科學語言是用以指稱某個對象的，是符號語言。瑞恰慈的語言觀使中國學者意識到中國傳統文學批評對語言意識認識的輕慢。中國古代文論早有言意之辯，文學語言是文學的載體還是本體成為言意之辯的核心話題。中國傳統載體論語言觀認為，語言是文學的載體，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和思維工具，是外在的媒介，本身沒有獨立價值。古典詩學的儒道佛三家，雖信奉的本體論各異，語言觀卻驚人地一致，他們都認為語言只是文學的載體。儒家的“詩言志”、孔子的“辭達”說，都認為文學語言是言志、載道的工具，是文學的載體。莊子也提出，載意之言與捉兔之網、捕魚之笱性質相同，作用一致，語言無非是獲取意義的手段和工具，意義才是目的。一旦獲取意義，達到目的，作為工具的語言便毫無用處，可以被忘卻，這就是所謂的“得意而忘言”。佛家禪宗的布道方式是“拈花微笑”“當頭棒喝”，其要旨是避免拘執于語言而迷失本源，因此只有廢棄語言才能悟道。這種對言意關系的認知深刻地影響了幾千年來中國文學批評的語言意識，在文學批評中，載體論的語言觀是反映論和表現論的基礎。反映論認為，文學語言是反映社會現實的工具。表現論認為，文學語言是表現作家和人物內心的載體，語言一旦完成了反映社會現實和表現人物內心的任務，就可以被遺忘了。這種批評方式一直是中國文學批評的主流，由于長期以來人們只關注語言的載體性能，而沒有認識到文學語言本身的價值，中國文學批評的主要任務便是在語言的背后去尋找文學作品的“歷史意義”“現實意義”和“審美特性”了。中國傳統文論中語言意識的薄弱，給中西文化交流帶來重重阻礙，也使得人們的思想交鋒陷入困境。“西學東漸”之前的中國文論多是思想意識的辯論，而較少關注于語言意識的準確表達。“新批評”的引入，促使中國學者重新思考思想與語言的關系，更為重視語言在文學中的重要作用，李安宅便是其中之一。在瑞恰慈的影響下，李安宅開始關注語言與思想的關系，深入探索文學語言的意義，開始實現了語言意識的最初自覺。他在《意義學》一書中指出：“凡事都是先有自覺，然后才有系統的研究，普遍的進步。涌現于現代思潮的有自我意識，社會意識，種族意識，性的意識等，正不妨添上一個‘字的意識’或‘語言意識’。”李安宅意識到了語言意識長久的沉默狀態，主張喚起文學研究的語言意識：“研究語言、分析語言、改良語言，使它成為我們的隨手工具，沒有人為物役的毛病，是我們的歷史使命。”［2］11由此可見，對于語言意識的重新認識和呼喚語言的自覺，成了李安宅一代學者的歷史使命。這種使命感警示了中國傳統文學批評對語言意識的輕慢與回避，也進一步宣揚了語言意識對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建設的必要性。瑞恰慈也熱情地回應了李安宅關于語言意識自覺的呼喚。瑞恰慈在華執教期間，體驗到了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對于“科學”的熱情。但他認為，“科學”的實質不僅僅是技術的進步，更為重要的是采用一種以語言意識為核心的思維方式，“中國人需要科學，并不像現在許多人覺得那樣，以為科學是什么把戲，實在因為科學是一種思想的途徑”。他認識到，中西語言觀念是存在差異的，“在西洋，則對于語言作用的見解，不管是公開地或是秘密地，都有支配我們底思想的力量，支配了兩千多年”。中國的情況則相反，“中國的歷史里面，對于語言的結構與種類，不同的字眼所有的種類不同的作用，都沒有發展成固定的理論”。瑞恰慈指出中西語言觀念的差異源于思想觀念的不同，西方在語言意識的基礎上建立了科學，科學精神的完善推動了科學的進步，語言意識是科學的基礎，在此基礎上，中國必須關注語言與思想的關系，關注語言研究，強化語言意識，才能構建現代科學精神，才能真正地引進西方的科學。“新批評”的語言觀是西方眾多語言理論中的一種，但是對于中國文學批評界來說，“新批評”采取理性的態度考察思想脈絡，研究語言內涵，建構科學認知方式，這無疑是喚醒“語言自覺”的第一聲春雷，也是對中國傳統文學批評的一種有益補充。當然，“五四”以后中國文學批評的“語言的自覺”還是比較模糊的，由于“新批評”與中國傳統文學批評的異質性，使得“新批評”在中國的傳播與影響受到限制。再加上特殊的政治歷史條件，內有國內戰爭，外有俄國十月革命，“五四”時期對西方文論的接受由“先進”的歐洲文論轉向了蘇俄文論，在之后半個世紀的時間內，蘇俄文論一直在中國文論中占據主流地位。可是毋容置疑的是，中國文學批評借鑒“新批評”所喚起的“語言的自覺”，推動了中國傳統文學觀念的轉向，是文學走向自由的必由之路，語言意識的覺醒也為文學回到文學本身，表現更高的生存意向和更復雜的精神生活提供了可能，這是從語言載體論轉向語言本體論的必經之途。對于文學語言本體的重視也就意味著對文學所表達的意識形態和社會政治內容的刻意疏離，這為中國文學批評鋪陳了一條不同于社會政治歷史傳統的詩性超越之路。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學批評界掀起了“文學本體論”大討論，這一文學批評盛事進一步證實了文學語言本體論建構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二、本體建構：語言轉向條件下文學本體的倡揚

如果說“五四”以后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借鑒“新批評”的語言觀，從而引發了對于傳統載體論語言觀的反思，那么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本體論”大討論則實現了本體論語言觀的建構。20世紀80年代，“新批評”思想卷土重來，文學語言形式的研究仍是文學批評的焦點。“新批評”倡導對文本進行語義分析，主張文本細讀，從而使文學批評回到文學語言形式本身。這一理論的重申大大拓寬了中國文學批評家的理論視野，新時期的批評家反思傳統的載體論語言觀，開始從本體論的高度定位文學語言，不僅表現在批評實踐上，還表現在具體的文學創作實踐中，從而掀起了“語言本體論”的熱潮。從“新批評”與中國文學批評本體論語言觀建構的關系來看，“文學本體論”的理論來源于“新批評”。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中國陸續地翻譯、介紹“新批評”的相關理論和批評家。到了20世紀80年代，對于“新批評”的翻譯、介紹與研究呈現出系統化、規模化態勢，其中楊周翰、趙毅衡等是重要代表。他們撰書立著和發表重要論文，介紹和傳播“新批評”理論。趙毅衡在20世紀80年代出版了當時國內研究“新批評”的扛鼎之作《新批評——一種獨特的形式主義文論》，對“新批評”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另外，還陸續出現一批“新批評”的譯介，如劉象愚翻譯的《文學理論》、趙毅衡編譯的《“新批評”文集》等，構建了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界“新批評”的知識譜系。后來有評論家稱：“英美‘新批評’派的文學本體論是我國文學理論最近幾年來出現的文學本體論的來源之一，國內的文學本體論的呼喚者也自覺地向‘新批評’派尋覓理論武器。”［4］從此處可以得知，中國文學批評呼喚語言本體論，與“新批評”的文學本體論有極大的關聯。“新批評”的價值，在于為中國文學批評回歸本體提供了理論資源，但是，它不是通過自身的理論體系來證明的，而是通過對統治中國已久的反映論的批判來實現的。其次，“新批評”本體論語言觀是對“反映論”的糾偏，是對載體論語言觀的顛覆。自“五四”以來，一直統治中國文學批評界的是反映論的文藝觀。“反映論”與“新批評”的文學本體論最為抵牾，“文藝觀是反映論的，這被認為與新批評的本體論主張截然對立”［5］69。在此基礎上，“新批評”作為一種“清道夫”式的文論，主要的使命是擾亂學界的既定秩序，以引起人們對傳統反映論文藝觀的懷疑，對載體論語言觀的批判。因此，“新批評”的存在意義是通過對“反映論”一統天下的局面的批判，打破文學批評界的既定秩序，使人們對權威和傳統產生懷疑，為中西文論的融合開拓空間。故而，“新批評”在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界的重要價值：一方面，憑借“文學本體論”闡釋文學語言在文學中的本體地位；另一方面，通過批判“反映論”，建立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新秩序。基于以上兩個原因，在“新批評”的影響下，20世紀80年代后的中國文學批評批判了載體論的語言觀，轉而關注文學語言自身的價值和意義，建構本體論的語言觀。在進行“文學本體論”大討論時，對于文學的本體究竟是什么這個核心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大體經過了由“作品本體論”到“語言本體論”的轉變。“作品本體論”以作品為核心，其主要理論內涵是文學活動以作品為重，文學批評應面對作品本身，深入作品內部進行研究，才可窺見文學的本質，文學研究與作者、世界、讀者等無關。持“作品本體論”的批評家主要有陳曉明、胡經之等。“作品本體論”的觀念主要來自“新批評”的韋勒克（RenéWellek）。由于受西方現代語言學派的影響，不難看出“作品本體論”中包含著“語言本體論”的影子。“語言本體論”的一派則以語言為旨歸，高揚文學語言的本體價值。1985年底，黃子平撰文《得意莫忘言》，提出了須重視文學語言本身的價值，“文學作品以其獨特的語言結構提醒我們：它自身的價值。不要到語言的‘后面’去尋找本來就存在于語言之中的線索。”［6］這既是對文學語言的本體意義的強調，也是對傳統的語言載體論、工具論的有力批判。李劼也在他的《試論文學形式的本體意味》一文中表達了相同的思想：“所謂文學，在其本體意義上，首先是文學語言的創作，然后才可能帶來其他別的什么。由于文學語言之于文學的這種本質性，形式結構的構成也就具有了本體性的意義。”［7］“語言本體論”將把語言與形式合二為一，形式是內容化了的形式，內容溶解在形式之中，語言建構了文學的本質，建構了人類世界，批判了語言意識薄弱的中國傳統文學批評。在文學創作界，20世紀80年代的作家們也開始秉持本體論的語言觀。語言在文學創作中不再是反映現實的工具、承載內容的載體。語言就是文學本身，是文學的本體，具有獨立的審美價值。語言與內容相互依存、融為一體，文學創作的生命就是語言革新。在“文學本體論”大討論背景下涌現出的一大批作家表現出了對于語言形式創新的關注。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余華的先鋒系列小說、于堅的詩歌，都醉心于語言的革新。他們以語言形式的創新為文學創作開拓了一個嶄新的空間。作家們不僅在創作實踐中關注語言，而且在批評實踐上也闡發了他們對語言意識的重視。汪曾祺提出：“中國作家現在很重視語言。不少作家充分意識到語言的重要性。語言不只是一種形式，一種手段，應該提到內容的高度來認識語言不是外部的東西。它是和內容（思想）同時存在，不可剝離語言是小說的本體，不是附加的，可有可無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寫小說就是寫語言。”［8］1從汪曾祺的這段話看來，語言于文學處于顯要的地位，而當時創作界對語言開始充分地重視，其語言觀念也開始發生轉變。20世紀80年代中期，文學批評界和文學創作界共同致力于語言意識的轉變，文學語言觀由語言載體論轉向語言本體論，為文學語言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打下了基礎。“新批評”對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建設產生了重大影響，“與其說二十世紀是一個批評的時代，不如說二十世紀是一個以本體論批評為主調的時代”［9］。而西方各種文論在中國的“理論旅行”或多或少暗藏著“新批評”的潛流，“盡管在它之后，西方還涌現了諸如結構主義批評、原型批評、后結構主義批評等等批評流派，但這些批評流派在形式本體的意義上基本都是沿著‘新批評’奠定的研究方向向前發展”［9］。因而，“文學本體論”大討論的意義在于，它確立了文學語言的本體地位，實現了從語言載體論到語言本體論的轉向，改變了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既有型態，促進了文學語言觀念的全面變化，推動了中國現代文學批評新的語言范式的建立。但是，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本體論”大討論只是一種理論倡導，給中國現代文學批評提供了一種文學研究的新途徑，即從文學內部、文學形式來探討文學，卻未建構一個完整的理論系統。無論是“作品本體論”還是“語言本體論”，都是文學研究的一種中介，旨在將已被割裂的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連接起來。被“新批評”影響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在理論重構過程中，遮蔽了“新批評”自身的理論豐富性，“新批評”被后世所詬病的“文本”自足性、“文本細讀”法等也漸漸地與“文學本體論”大討論之后中國的理論氛圍格格不入，故而注定了“新批評”與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只是暫時的“親密”。更有諷刺意味的是，“文學本體論”大討論沒有使中國現代文學批評走向“本體論”，而是最終走向了“主體論”。

三、價值重建：后現代語境下價值判斷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