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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從實質上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就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踐日益結合與互動的過程。這一過程每一大的階段必然要經歷從理論到實踐和從實踐到理論兩個飛躍,產生實踐探索的成果和理論探索的成果這樣兩種形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重大成果。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于1938年10月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的嶄新命題,是一個通俗性的簡潔表述。其學理性表述和思想實質,就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正如1939年10月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所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1]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對此作了更精致的表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2]由此可見,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就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必然產物。因此,只有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及其成果,才能科學地體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質,才能完整地把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成果。

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來解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里的“化”就包含著具有緊密聯系又相互區別的“兩化”:一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具體化,二是中國經驗的馬克思主義化。前者說的是馬克思主義要指導中國實踐,就必須和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不斷探尋既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又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和建設道路,否則,離開中國特點談馬克思主義,只能是抽象的馬克思主義,而這種馬克思主義是沒有任何實際用處的。后者說的是在對中國實踐經驗的總結中做出新的理論創造,不斷豐富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前者說的是應用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后者說的是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前者體現了抽象和具體的關系,后者體現了堅持和發展的關系。其實,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這兩種實質性含義,在延安時期都講到了。在最初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時,的確強調的是第一個方面的含義。在六屆六中全會所作的政治報告《論新階段》中,指出:“對于中國共產黨說來,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的環境。”“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3]。這里的“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就是在《選集》正式出版時,為避免發生誤解而由最初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一語改動而來的。可見,當時所講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主要指的就是“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但是到了1941年9月,在《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講話中已經講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之外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層含義,這就是他在使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法的同時,提出了“中國革命豐富的實際馬克思主義化”的命題。他說:“我們反對主觀主義,是為著提高理論,不是降低馬克思主義。我們要使中國革命豐富的實際馬克思主義化。”[4]1942年3月,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講話中,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層含義講全了。他說:“我們要把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國來,在中國創造出一些新的東西。只有一般的理論,不用于中國的實際,打不得敵人。但如果把理論用到實際上去,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來解決中國問題,創造些新的東西,這樣就用得了。”[5]在這里,“解決中國問題”和“創造新的東西”,表達的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層實質性含義。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這兩層實質性含義,就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所要達到的雙重目標。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就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踐日益結合的過程。這既是一個不斷實踐的過程,又是一個不斷認識的過程。從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觀點來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層含義和預期目標即應用馬克思主義以指導中國的實踐,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體現了從認識到實踐的飛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層含義和預期目標即在對中國豐富的實踐經驗的概括和總結中發展馬克思主義,做出新的理論創造,體現了從實踐到認識的飛躍。還在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前一年,1937年7月在《實踐論》這篇哲學名著中,為了從認識論上清算割裂理論和實踐辯證統一關系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對中國革命的消極影響,特別是剖析長期拒絕中國革命實踐經驗的教條主義的嚴重錯誤,提出了認識過程的兩個“飛躍”的觀點,第一個飛躍是在實踐的基礎上由感性認識能動地上升到理性認識,第二個飛躍是由理性認識能動地到革命實踐,即由實踐到認識、再由認識到實踐。他特別強調第二個飛躍意義更加重大,這不僅因為理論是否正確必須經由實踐加以檢驗,而且因為獲得理論的最終目的是要指導變革世界的實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也不例外地遵循著認識發展的辯證規律,也要經歷這樣兩個飛躍。不過具體的次序有所變化,由于講的是認識的來源和理論的運用,因此形成了實踐——認識——實踐的公式;由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講的是理論的運用和理論的發展,因此呈現出認識——實踐——認識的狀態,兩者在本質上是完全同一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的第一個飛躍及其成果,就是在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的指引下,結合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具體實際,在實踐中探尋適合中國情況的革命和建設道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的第二個飛躍及其成果,就是科學總結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豐富經驗,逐步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前者是中國共產黨人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實踐探索的成果,后者是中國共產黨人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理論探索的成果。這兩種形態的成果體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質,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預期目標。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兩次歷史性飛躍”中,每一次飛躍都包含著上述兩個飛躍,產生了實踐和理論兩個方面的重大成果:第一次飛躍的成果是找到了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形成了思想;第二次飛躍的成果是找到了中國特色的建設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果的兩種形態,“道路”和“理論”既相區別,又相聯系,兩者共同構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成果。從成果的層次看,“道路”是實踐層面的具體模式,“理論”是理性層面的思想體系;從形成的過程看,先有“道路”,后有“理論”;從兩者的辯證聯系看,在對“道路”的不斷探索中逐步形成“理論”,有了科學理論就能夠更清晰地把握發展道路。對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重大成果的具體內容大家都是耳熟能詳的,問題在于我們并沒有用實踐探索的成果和理論探索的成果這樣兩個層面進行明確概括并加以區分。同時由于理論成果是最高層次的成果,因此在通常情況下我們采用簡化的辦法用“成果”這一概念來指代“理論成果”。這都是可以的。但是從理論的嚴密性與成果的層次性和全面性著眼,我們必須同時看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果呈現出兩種形態,必須深入研究這兩種形態的成果的相互關系及其在實踐中的作用。

二

從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果進行概括的歷史軌跡中,也十分清楚地表明我們黨在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先后取得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成果和理論成果這樣兩項基本成果。

自從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就開始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際進程。但在黨的初創時期,由于革命經驗和理論準備都相對不足,因此就全黨而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總體上處在自發的狀態。真正自覺地致力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則是延安時期的事情。這不僅體現在向全黨發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號召,而且體現在中國共產黨人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產生了重大成果,這就是找到了“農村包圍城市”這條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形成了思想這一科學理論。正如1938年11月在《戰爭和戰略問題》中所明確指出的:“共產黨的任務,基本地不是經過長期合法斗爭以進入起義和戰爭,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鄉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6]黨的“七大”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思想”作為一切工作的指針寫進黨章。黨章的總綱中不僅寫上了“思想”,而且在闡述中國革命的特點時使用了“革命道路”的概念。劉少奇在“七大”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論黨》中談到的貢獻時將“思想”與“道路”并提,指出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而把我國民族的思想提到了從來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為災難深重的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指出了達到徹底解放的唯一正確的完整的明確的道路——道路”[7]319。不過,當時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這一重大變革的評價上還沒有使用諸如“歷史性飛躍”這樣的概念,也沒有明確地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表述為“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和“思想”這樣兩個層面。從劉少奇關于思想的具體論述看,當時黨中央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主要理解為思想,正如劉少奇所指出的:“同志所作的,也正是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便產生了中國的共產主義——思想”[7]335。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性飛躍”的概念是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的歷史時期,我們黨領導人民繼找到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之后,又找到了中國特色的建設道路。在對這一重大成果進行定位時,黨的“十三大”在總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和基本經驗的基礎上,首次提出了“兩次歷史性飛躍”的科學判斷,飛躍的成果首先也是從實踐探索的成果進行概括的。“十三大”報告指出:“馬克思主義與我國實踐的結合,經歷了六十多年。在這個過程中,有兩次歷史性飛躍。第一次飛躍,發生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經過反復探索,在總結成功和失敗經驗的基礎上,找到了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勝利。第二次飛躍,發生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共產黨人在總結建國三十多年來正反兩方面經驗的基礎上,在研究國際經驗和世界形勢的基礎上,開始找到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道路,開辟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階段。”[8]在這里,黨中央將兩次飛躍的標志和成果概括為找到了兩條道路:一條是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一條是中國特色的建設道路。那么這里為什么沒有用思想理論來概括兩次飛躍的標志和成果呢?這是因為第一次飛躍已經產生了系統的科學理論思想,而第二次飛躍在當時體現為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但尚未形成系統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黨的“十四大”在總結改革開放14年來的基本經驗時,肯定了“十三大”這一提法,指出:“這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繼找到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實現第一次歷史性飛躍之后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9]7。值得注意的是,“十四大”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主要內容進行了系統概括,使之形成科學體系,因此“十四大”在對兩次歷史性飛躍的概括上雖然沿用了“十三大”的提法,但同時指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與當代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產物,是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全黨全國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最可珍貴的精神財富”[9]13。這已經很明確地將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看作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理論成果,只是還沒有用“第二次飛躍”這樣的語言來概括它。黨的“十五大”再次肯定了“兩次歷史性飛躍”的論斷,但是與“十三大”不同,這次是從理論成果的角度和層次來概括的。“十五大”報告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有兩次歷史性飛躍,產生了兩大理論成果。第一次飛躍的理論成果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它的主要創立者是,我們黨把它稱為思想。第二次飛躍的理論成果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它的主要創立者是鄧小平,我們黨把它稱為鄧小平理論。這兩大理論成果都是黨和人民實踐經驗和集體智慧的結晶。”[10]

綜上所述,從黨的“十三大”到“十五大”,黨中央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重大成果先后進行過兩次概括,一次概括的是我們黨的實踐探索的成果,一次概括的是我們黨的理論探索的成果。歸結起來看,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指的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過程中所發生的“歷史性飛躍”的標志和產生的重大成果,它既包括實踐探索的成果,也包括理論探索的成果。前者表現為找到了兩條道路即中國特色革命道路和中國特色建設道路,后者表現為形成了兩大理論即思想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

三

在黨的“十七大”的理論創新中,更加明確地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并提,這就進一步凸顯了中國共產黨人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所獲得的實踐探索成果和理論探索成果這樣兩個重大成果。

黨的“十七大”的一個歷史性決策和歷史性貢獻,就是集中了我們黨改革開放近30年來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形成的理論創新與實踐發展的全部成果,采取“一總兩分”的概括,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看作是偉大旗幟、發展道路和理論體系的有機統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旗幟,是引領我們勝利前進的指路明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道路,是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實踐模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這一新的概括,就使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果的兩種形態凸顯出來、明晰起來。

從科學內涵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相統一的旗幟。“十七大”不僅第一次提出了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的新概念,而且闡明了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的科學內涵,“最根本的”就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就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是一個總括性的概念,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既可以是兩個相對獨立的概念,二者又共同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這個概念中的兩個具體內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我們黨在新時期實踐探索的新成果,是對應于社會主義而言的,是社會主義在當代中國的發展模式,正如“十七大”報告所說,“在當代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真正堅持社會主義”[11]11;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我們黨在新時期理論探索的新成果,是對應于馬克思主義而言的,是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國發展的新階段,正如“十七大”報告所說,“在當代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11]12。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統一,就是理論和實踐的統一,就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統一。

從改革開放的歷程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就是新時期不斷引領我們勝利前進的旗幟。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盡管歷屆黨代會闡述的理論側重點有所不同,對旗幟的具體表述也不盡相同,但都是圍繞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主題展開的,也就是說,新時期我們黨始終高舉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面統一的旗幟。自從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第一次明確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命題,這就意味著我們黨舉起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十三大”的主題是“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十四大”的主題是“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十五大”的主題是“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十六大”的主題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十七大”的主題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可見,黨的“十二大”以來,歷屆黨代會都圍繞著一個共同的主題,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舉著一面統一的旗幟,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所不同的是,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具體含義的理解上各有側重。“十二大”、“十三大”側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十三大”高度評價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開始找到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偉大意義,明確提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扎根于當代中國的科學社會主義,是指引我們事業前進的偉大旗幟”。“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側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十四大”提出了用“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武裝全黨、教育人民的任務;“十五大”提出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十六大”強調提出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十七大”在此基礎上,在提出科學發展觀的同時,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取得的理論成果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進行整合,統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并把這個理論體系和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取得的實踐成果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統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這樣的科學整合,既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獲得了新的完整的內涵,體現了我們黨在理論上的又一次與時俱進,同時又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面統一的旗幟囊括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所取得的全部理論成果和實踐成果,體現了我們黨在旗幟問題上的一脈相承。

總之,黨的“十七大”在首次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做出完整概括和科學表述的同時,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新概念,這既總括了我們黨新時期理論創新和實踐發展的全部成果,同時又說明了只有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與發展道路和理論體系的統一中,才能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成果做出科學的理解和完整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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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M]∥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

[11].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新晨

摘要: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并不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全部成果。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呈現出兩種形態,即實踐探索的成果和理論探索的成果。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經歷了兩次飛躍,其產生的重大成果從實踐層面看,就是找到了中國特色革命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兩條正確道路;從理論層面看,就是形成了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兩大科學理論。無論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質和黨的文獻的概括看,還是從“十七大”的理論創新看,都說明只有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與發展道路和理論體系的統一中,才能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成果做出科學的理解和完整的把握。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黨建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