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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的邏輯轉換辨析

(一)從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實現邏輯轉換的必然性當前，我國社會建設模式從社會管理躍變到社會治理的必然原因在于:1．經濟體制改革確立“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機制，必然要求相應社會改革。十八大主張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即指在市場基礎之上還有政府調控，所以社會管理模式與之相適應。十八屆三中全會確立市場機制起決定性作用，意味著政府只是在市場決定不了的領域起補位作用、在市場機制失靈的時候起補救作用，政府要向市場放權。與此相適應，政府也要向社會放權，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全面改革不僅要解放生產力，也要更大地釋放社會活力。2．自2005年以來的維穩實踐表明，在社會矛盾多發時期，在還沒有找到根本解決方案之前，為了保持社會穩定，只能采用維穩的權宜之策。但維穩并沒有治愈社會之病，社會矛盾不斷累積，治本之策成為新的呼喚。在社會管理模式下，政府掌管社會利益分配大權，對社會多元化的利益要求采取“官方供給”模式。一方面造成政府尋租，民眾向官員行賄以尋求官方供給其更多利益;另一方面，社會民眾因利益供給不公平對政府頻生怨氣。更嚴重的是民眾把政府看成利益來源，只等待政府提供紅利，民眾自主創利積極性下降，社會活力下降、經濟動力不足。目前，利益多元化、人群分化、矛盾糾葛難解，眾多矛盾問題并非都能由政府徹底解決，不能完美解決的諸多矛盾問題就會指向“應該的解決者”———政府成為千夫所指。社會治理模式讓社會利益各方、社會矛盾各方自主協商，政府退居其后向各方提供公共服務、法律保障。政府把不該自己包辦或自己不能很好解決的事情交給社會;把本來不屬于自己的權力還給社會;政府精簡機構、提高效能，管好自己份內的事。3．隨著網絡時代的來臨，虛擬世界的自主平等在時空互換規律的作用下也必然導致現實世界的自主平等要求。網絡是草根狂歡的舞臺和大本營，在網絡中演練了力量的草根群體也必然要求現實社會的舞臺和力量展示。網絡連接消弭了時空間距，使世界成為瞬時可達的一體，西方社會治理理論、民主平等等觀念在中國廣泛傳播。所以，我國社會也漸趨自主，政府從前臺管控退后，與市場力量、社會力量一起治理社會成為現實需要。4．社會治理模式要求人民群眾發揮主體性，自主解決社會矛盾、自主地在市場中發展經濟、自主發展自己的人生，這與馬克思主義所奉行的人民主體性原則契合，并且是實現人民主體性、實現人民群眾自主發展的可操作現實模式，優于社會管理模式下政府管理人民群眾的狀態。所以，十八屆三中全會把社會治理模式定為國策。

(二)從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實現邏輯轉換的辯證分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治理是堅持黨的領導為前提，與西方學者主張的無領導者的社會治理有顯著區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治理是為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西方社會治理中各社會主體僅為了各自的利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治理應該主動提高人民群眾參與社會事務的能力、分享社會發展紅利，西方社會治理僅僅基于民眾的自發能力和要求。同時，我們還應從以下幾方面辯證分析:首先，警惕跨國勢力借道社會治理的公共性掠奪、操控弱勢國家。其次，中國正面臨快速現代化，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建立，需要確立社會治理理念與方式與之匹配。但是中國的市場化還不充分、市場還不完全成熟，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機制還未真正實現。政府應該先用“看得見的手”的力量強力破除壁壘，為經濟體制改革掃清道路。再次，中國幾千年等級社會的慣性影響使得現今中國官本位觀念深厚、全能政府色彩濃重。政府放棄社會管理者角色退后成為社會治理的主體之一，很多官員需要轉變、行政體制機制也要相應轉變、行政文化也要隨之轉變，這些轉變都不會在一日之間完成。最后，中國民眾習慣了政府管理和官民等級，社會組織對政府的依賴性較強、民眾參與性弱。雖然在打開國門后的近三十余年里民眾的思想、行為有了變化，但更深層的文化烙印、行為能力、社會整體發育尚未達到民眾能成為社會治理的三大平等力量之一。社會組織和民眾尚缺乏實力擔負有效地彌補市場失靈、政府失靈及減輕社會管理成本的職責，更難自覺消除市場弊端。此外，治理理論出現的時間很短，理論自身尚處在多頭摸索發展時期，理論自身的統一、自身的正確性尚待進一步實現。根據羅茨的梳理，不同的治理理論學者主張不同的治理模式，主要有六種:第一，作為最小國家的管理活動的治理，它指的是國家削減公共開支，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效益。第二，作為公司管理的治理，它指的是指導、控制和監督企業運行的組織體制。第三，作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它指的是將市場的激勵機制和私人部門的管理手段引入政府的公共服務。第四，作為善治的治理，它指的是強調效率、法治、責任的公共服務體系。第五，作為社會—控制體系的治理，它指的是政府與民間、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的合作與互動。第六，作為組織網絡的治理，它指的是建立在信任與互利基礎上的社會協調網絡。［4］究竟何種模式最為正確或者最適合中國，需要實踐驗證、發展。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在一些欠發達或發展中國家推行“效率、法治、透明、公平、責任”的治理并未取得預想的成效。這些國家認為，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開出的藥方不符合他們的社會、歷史和文化國情，在政治經濟秩序不平等的國際環境中，善治并不能在這些國家實現。治理在理論上不是萬能的，它也內在地存在著許多局限。BobJessop將治理理論的內在困境概括為四種矛盾:一是合作與競爭的矛盾，二是開放與封閉的矛盾，三是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矛盾，四是責任與效率的矛盾。這些矛盾不能由治理理論自身提供的方案完美解決。

二、堅持群眾路線是實現社會善治的根本路徑

(一)踐行群眾路線是在中國實現社會治理善治目標的理想方案社會治理理論追求的是通過良好的社會治理達到最幸福的社會狀態，與“一切為了群眾”的價值追求高度契合。社會治理理論所追求的善治的實現關鍵在于“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瑪麗－克勞德•斯莫茨認為，社會治理能夠實現善治目標的唯一前提是社會成員自己組織起來，自己制定規則，保護自己的利益，“關于治理的多項研究都以惟一的一個前提為出發點:現代社會愈來愈復雜、愈來愈分裂，是一張由大量相互差別、各自獨立的社會子系統組成的網。諸多社會部門(消費者、運輸用戶、狩獵者、店主等協會)有能力組織起來，保護自己的資源，卻無需考慮它們的活動在總體上將對社會造成什么后果;它們組織網絡，制定自己的標準?！鄙鐣卫砝碚摰脑c在于市場失靈、政府失靈需要從傳統的政府、市場之外尋找社會自身的力量來解決問題。政府和市場都是工具和手段，是為了實現社會中的人的幸福。所以，社會組織、公民能否組織起來，成為解決政府失靈、消除市場弊端的力量，成為社會善治能否實現的唯一前提。這個前提用群眾路線的語言來表述就是“一切依靠群眾”、“相信群眾自己解放自己”。

(二)以群眾路線推進社會治理與中國國情高度契合社會治理依賴三大力量源泉，只要群眾力量和能力發展起來，就能在市場失靈的領域和政府一起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就能抗衡政府可能的貪、腐、官僚、濫權等惡象，防止市場被人為扭曲和社會利益被貪占、損害;就能不斷解決社會自身的問題，如積極發展經濟、守法遵紀等。但是，當前我國民眾還沒有達到社會主人的狀態，市場經濟發展并不徹底，政府還習慣于管控。解決這些問題可以耐心等待民眾自發的成長和市場機制自發的擴展，然后迫使政府改變習慣。這種方式也許需要五十年至一百年的時間才能在中國實現社會治理目標，因為這些改變的自發產生和完成需要漫長的時間過程。解決這些問題的最佳方案是執政者自覺教育群眾、宣傳群眾、組織群眾，使群眾很快具備社會治理的能力;同時，執政者自覺放權，把權力還給市場、社會與地方政府，使市場機制盡快完善、社會治理機制盡快完善，治理能力和水平盡快提高。這就要求各級領導干部要自覺地真心實意地為人民服務，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不斷推進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并在其中實現社會治理的價值目標。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對社會建設具有深刻影響。群眾路線與社會治理結合實現了社會主義價值觀、方法論與源于西方的社會治理理論的融合互補，這有利于統一社會各方各界的認識和力量，形成改革共識和改革合力。

作者：向鑫單位：中共重慶市委黨校涪陵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