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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眾”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重要范疇。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有關“大眾”的論述中包含了不同的批判視角與認知立場。法蘭克福學派和伯明翰學派從文化批判的層面反思了“大眾”的被動性和能動性，其中文化精英主義者把“大眾”視為有待救贖的對象，反文化精英主義者則強調“大眾”的主體意識。而后馬克思主義者哈特與奈格里倡導在全球化視野與本土化行動的結合中來考察“諸眾”的不確定性和差異性。

關鍵詞：

大眾；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文化精英主義；反文化精英主義；文化全球化

自19世紀后半葉以來，大規(guī)模的工業(yè)化進程快速推動著西歐現(xiàn)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發(fā)展，隨著工人階級政治力量的日漸壯大，“社會基礎已經不再是‘人們’，而是‘大眾’。”“大眾”這個概念直接指涉了隨著資本主義社會形構的逐漸成熟，而在城鎮(zhèn)與工廠里所出現(xiàn)的許多人的“大量的集結”①。“大眾”浮出歷史地表的事實，既帶來了西方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歷史變遷，也對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大眾”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中使用頻率頗高的詞語。在我們對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有關文學與大眾關系問題的論述展開研究之前，須要厘清“大眾”范疇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中的用法與含義。

“大眾”一語在英文中曾用people、multitude、mass、popular等詞語來表達。就“大眾”范疇的用法而言，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論述主要體現(xiàn)為以下方面：第一，“大眾”是一個群體性的概念。威廉斯（RaymondWilliams）認為，people一詞可溯源至希臘文demos，它的范圍在歷史上曾被刻意限定為“某一群具有資格的人”，例如自由人、財產擁有者、智者、男性白人、男人等等意涵。Masses一詞則包括了以下三個集合，其一是伴隨著工業(yè)化、城市化的進程而出現(xiàn)了總人口的增加，由此產生的“人的實體的集合”；其二是機器生產使得工人在工廠得以集中，由此產生的“社會性的集合”；其三是“有組織的，而且能夠自我組織的工人階級的發(fā)展”所產生的“社會性和政治性的集合”②。霍爾（HallStuart）也指出，事物之所以被稱為“大眾的”③，是因為成群的人聽之、讀之和消費之。第二，由特定階級所構成的“大眾”處于社會結構的下層，是與權力集團及其文化相對的存在。霍爾提出，對“大眾”定義的確認不能放棄階級維度。”“大眾”指的是“構成‘大眾階級’的階級和力量之間的同盟”，包括了“被壓迫者的文化、被排除在外的階級”④。第三，“大眾”的描述性定義。霍爾認為，“大眾”的言行舉止是某種意識形態(tài)話語和審美傾向的表征，也是他們的“特殊生活方式”⑤的標志。威廉斯指出，“大眾的”是指一般化的政治態(tài)度和大眾欣賞趣味的結合，如“犯罪、丑聞、羅曼司和體育運動”，還體現(xiàn)出“一種對習慣趣味和市場的越來越公開的依賴”⑥。第四，作為具有正面／負面意涵的社會政治范疇來使用的“大眾”。馬爾庫塞（HerbertMarcuse）曾提出，“大眾”擁有承擔社會解放重任的革命潛能，因為生活在底層的“不同種族、不同膚色的被剝削者和被迫害者，失業(yè)者和不能就業(yè)者”⑦，遭受社會一體化趨勢的影響最少，還存在一定的批判性和否定性的向度，所以他們能夠成為“社會團結的酵素”。本雅明（WalterBenjamin）則指出，大眾既具有“主宰性的革命可能性”，也具有“反革命的可能性”⑧。對威廉斯而言，popular包含了激進的“為人民”⑨的意義。Thepeople及其變異形式的詞語commonpeople（普通百姓）、workingpeople（勞工）、ordinarypeople（一般百姓）往往被視為具有正面意涵的詞語。Mass的用法則較為復雜。Masses曾被描述成一個正面的或可能是正面的社會動力，但在許多保守的思想里masses是一個輕蔑語，用來表達低下的、無知的與不穩(wěn)定的“多頭群眾”（manyheaded）或是“烏合之眾”（mob）⑩。約翰•費斯克（JohnFiske）強調“大眾”（people）有別于“群眾”（themasses）瑏瑡。“群眾”是心甘情愿地或毫無知覺地被奴役的被動存在，是有著“虛假”意識的群體集合，而“大眾”并非一個固定的社會學范疇。第五，“大眾”的異化是由異化的社會建構出來的。霍克海默（MaxHorkheimer）和阿多諾（TheodorW．Adorno）指出，“大眾”是被動消極的勞苦無產者。文化工業(yè)從物質和精神層面對“大眾”進行了限制，所以他們安于自身所扮演的社會角色和所處的社會地位。“自神話時代起，無產者們就已不再具有比沉穩(wěn)老成的占有者們更多的優(yōu)越條件，他們總是逆來順受，眼花耳聾。社會的過度成熟，靠的就是被統(tǒng)治者的不成熟。”瑏瑢馬爾庫塞也認為，“單向度的社會”導致了大眾的“單向度”思維，導致“大眾”淪落為“喪失否定、批判和超越的能力的人”瑏瑣。第六，作為想象的共同體而存在的“大眾”。威廉斯認為，“群眾”更多的是一想象性存在，是憑借某種“政治公式”而建構的多數(shù)人的集合。“群眾往往是其他人，我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其他人。然而在我們這種社會中，我們一直都看到這些其他人，看到無數(shù)形形色色的其他人；我們的身體就站在他們身邊。他們就在這里，我們就和他們在一起。當然，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和他們在一起。對于其他人來說，我們也是群眾，群眾就是其他人。”瑏瑤在此，問題的關鍵在于看待“群眾”的方式及其影響，問題的難點在于如何把“群眾”概念的意義再現(xiàn)于經驗。約翰•費斯克也指出，工業(yè)社會中“大眾”瑏瑥不是以客觀實體的形式而存在，所以它不易成為經驗研究的對象。還須要注意的是，后現(xiàn)代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邁克爾•哈特（MichaelHardt）和安東尼奧•奈格里（AntonioNegri），結合全球化政治秩序的變化和發(fā)展趨勢，對themultitude（諸眾）和thepeople（人民），themasses（民眾）等概念重新進行了區(qū)分。哈特和奈格里指出，“人民”、“民眾”和“諸眾”有著根本區(qū)別，而且這個區(qū)別對構造主權秩序來說，意義非同一般。“人民”歷來被視作整一而不可分的概念。人的集合是以各種各樣的差異為基本特征，而“人民”消解了那種多樣性，并且為所有的人制造了一個單一的身份：“‘人民’是一個”（‘Thepeople’isone．）瑏瑦。他們還提出，“民眾”具有不同的個性；“人民”則排斥異己分子，體現(xiàn)出同質性。“民眾”是不確定的、尚在生成之中的關系；“人民”則是有明確主體的、已經形成的復合體。“民眾”中包含了“多種意志和行動”，體現(xiàn)出多質性；而“人民”提供的則是“單一的意志和行動”，體現(xiàn)出同一性。然而，差異是不可忽視的，也是不可回避的。由此，包含了多樣性、獨特性的“諸眾”，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社會運動機制中所存在著的內在差異與共通之處。通過對multitude、people、mass和popular等詞語的多重用法的考察，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中“大眾”的用法，描述和展示了這一范疇的多重規(guī)定性，“大眾”既被看作消極被動的外在因素，也被厘定為具有政治經濟優(yōu)越性的建構／解構力量，還被視為把差異性與可能性統(tǒng)一于自身的流動性存在。可見，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大眾”概念并非一個抽象、靜止的封閉概念，其中包含了種種裂隙和復雜分化的因素。

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家中的保守派，如法蘭克福學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諾和馬爾庫塞把“大眾”視為有待教導的平庸之輩和凡夫俗子，從類似的論述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利維斯主義的影響。顯而易見，要客觀認知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精英主義大眾觀，必然要假道于阿諾德（MatthewArnold）和利維斯（F．R．Leavis）等人。

英國的文化批評家阿諾德認為，人類社會的階層劃分是高低有別、前后有序的。英國社會包括了貴族階級、中產階級和勞工階級這三大階級，他分別稱之為“野蠻人”（Barbarians）、“非利士人”（Philistines）和“群氓”（Populace）。“群氓”包括了社會底層和廣大平民百姓，代表了一種政治動向并不明確的新生力量。阿諾德對此滿懷疑慮與擔憂，平民百姓是“粗暴又鹵莽”、“為所欲為”的“群氓”，是為數(shù)眾多卻桀驁難馴的烏合之眾，他們容易受他人利用而淪為“暴民”。如果沒有資產階級的“良善價值觀與理想”的引導，處在“無政府狀態(tài)”之中的“群氓”勢必流于“非理性”的政治舉動與社會行為。在阿諾德看來，“無政府狀態(tài)”可以用來形容“大眾”所具有的某種破壞性與顛覆性力量。不過，“野蠻人”、“非利士人”和“群氓”都未能得到充分和諧的發(fā)展，他們都缺少人性的“完整性”，有待于從“普通自我”提升為“優(yōu)秀自我”。值得注意的是，這三大階級中都有“一心追求完美的人”，“在各種階級的內部都存在著一定數(shù)量的異己分子，也就是說，有這么一些人，他們的指導思想主要不是階級精神，而是普泛的符合理想的人性精神，是對人類完美的熱愛。”瑏瑧為了避免社會因大多數(shù)人的道德淪喪而走向毀滅，阿諾德提出應以文化作為實施階級支配的工具，通過少數(shù)的、“偉大的文化使者”來傳播世界上“最優(yōu)秀的”思想和知識，以引導大眾克服自身的無政府傾向。利維斯繼承了阿諾德的理論衣缽，對平庸“大眾”采取鄙視與責難態(tài)度。他強調，“在任何時代，具有洞察力的藝術欣賞和文學欣賞都依賴于極少數(shù)人。”“少數(shù)人保存了傳統(tǒng)中最精致、最容易毀滅的部分，正是仰賴他們，我們才有能力從過去的最美好的人類經驗中獲益，安排一個時代的美好生活的固定標準才得以確立。”瑏瑨利維斯強調“精英”所具備的文化創(chuàng)造力，卻對“民眾所喜”和“民眾所望”的文化不抱奢望。他認為，17世紀后半葉，民眾的文化與最優(yōu)秀的文化還是統(tǒng)一的，但其后兩百年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敗壞了大眾的文化趣味。也就是說，伴隨著大眾媒介的發(fā)展和生產過程的標準化而來的，是大眾文化的水準的下降和民眾辨別力的消退。只有極少數(shù)的人既對文藝敏感又有鑒別力，而“高品質的生活取決于這少數(shù)人不成文的標準，文化的精粹就是這些人辨別優(yōu)劣的語言”瑏瑩。利維斯在對大眾進行極度貶低的同時，高度褒揚精英的創(chuàng)造能力，把精英看作真理的掌握者、社會的立法者和歷史的造就者。也就是說，利維斯之類的文化精英主義者自視為知識分子的典范，在文化與意識形態(tài)領域中扮演著領導者的角色。

在利維斯們看來，優(yōu)秀的作品擁有強大的現(xiàn)實認知能力和顯著的道德關懷意義，大眾趣味則形成了對優(yōu)秀作品或者說“少數(shù)人文化”的圍追堵截。法蘭克福學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諾和馬爾庫塞繼承了阿諾德和利維斯等人的政治學批評理念，他們的觀點有許多相通之處，如把“大眾”視為“平庸之輩”，并把拯救社會的希望寄托于精英等。不過，法蘭克福學派認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不再是歷史變革的動因，因為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已經改變了兩大階級的結構和功能。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指出，如今的“大眾”已不再是社會主體，而是被操控的消極存在，特別是在現(xiàn)代傳媒的操縱之下，“大眾”很輕率就被主流意識形態(tài)話語所收編。他們提出，不要指望“大眾”能夠獨立思考，“大眾”是逆來順受、安于奴役、既看不清也聽不明的消極存在。“今天，受騙的大眾甚至要比那些成功人士更容易受到成功神話的迷惑。他們始終固守著奴役他們的意識形態(tài)。普通人熱愛著對他們的不公，這種力量甚至比當權者的狡詐還要強大。”瑐瑠也就是說，面對被壓迫與被蒙蔽的現(xiàn)實麻木不仁，“大眾”既不能祛除神話化的啟蒙形式加諸自身的蒙蔽，也毫無能力去觸及事物的真相。此外，作為“單純的類存在”，“大眾”同質性極高且欠缺集體意識，其內部成員之間是孤立無助的關系。“隨著財富的不斷增加，大眾變得更加易于支配和誘導。社會下層在提高物質生活水平的時候，付出的代價是社會地位的下降，這一點表現(xiàn)為精神不斷媚俗化。”可見，霍克海默和阿多諾認識到，雖然對“大眾”的界定必然要考慮到“數(shù)量”的因素，但僅僅依靠一個量化指標是不足以對“大眾”一詞本身進行充分說明的。他們對“大眾”的主體意識和自覺意識充滿疑慮，對“大眾”毫無分辨力的“劣質”進行了嚴厲批判，但更注重這種人性的墮落與“文化工業(yè)”之間的復雜關聯(lián)。

馬爾庫塞倡導的則是尋求人的現(xiàn)實解放的政治美學，強調對文化批判、意識形態(tài)理論的批判與對資本主義社會現(xiàn)實的批判的結合。文化工業(yè)作為現(xiàn)代社會秩序的衛(wèi)道者，維護的并非“大眾”的利益。當達工業(yè)社會是“單向度的社會”，這種社會中出現(xiàn)了“單向度的思想和行為模式”，凡是超出這一模式所確立的話語領域的思想觀念，不是受其排斥就是被其同化。在這一社會中，“不能想像一個本質上不同的話語和行為領域，因為遏制和操縱破壞性想象和嘗試的能力是這個既定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那些生活在富裕社會底層的人被一種復活了中世紀和近代初期野蠻行徑的手段壓制在自己的生活界限之內。”瑐瑢“單向度的思想與行為模式”與政治權力的密切結合，則造成了社會的同化趨勢，具體體現(xiàn)為政治對立面的一體化、生活方式的同化和單向度思維方式的勝利。這一由否定性思維向肯定性思維的轉化，抑制了“大眾”內在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削減了各種“替代性選擇”的存在可能，導致無能為力和聽天由命思想的增長，和對社會中的異己者及不同聲音的壓制，也阻礙某種政治理想的生發(fā)。可見，“單向度的社會”使生活于其中的大眾都成了“單向度的人”。如果說阿諾德和利維斯認為“大眾”是對既有社會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威脅，那么霍克海默、阿多諾和馬爾庫塞則認為“大眾”主要維護了現(xiàn)存社會體制；如果說阿諾德和利維斯憂心于“大眾”的“無政府狀態(tài)”，那么霍克海默、阿多諾和馬爾庫塞則看到“大眾”對權力的服從；如果說阿諾德和利維斯宣揚的是脫離政治實踐和具體行動的“文化”原則，那么霍克海默、阿多諾和馬爾庫塞則強調應結合現(xiàn)實經濟和政治發(fā)展的需要來反思理論的系統(tǒng)闡述和人的現(xiàn)實解放。

不過，就阿諾德、阿多諾等人有關“大眾”的悲觀論調，有學者表示了質疑，例如法蘭克福學派的本雅明，以及伯明翰學派的威廉斯、霍爾和費斯克就認為，“大眾”并非毫無分辨力的麻木存在。如果說阿諾德、阿多諾等人所宣揚的是一種基于文化差異與文化馴服原則的精英主義“大眾”觀，那么本雅明、威廉斯等人倡導的則是立足于一種文化平等與文化民主立場的反精英主義“大眾”觀，并對利維斯們的陳舊觀念進行猛烈抨擊。這一反文化精英主義的大眾觀，標志著本雅明、威廉斯等人與利維斯主義的徹底決裂，以及對霍克海默、阿多諾和馬爾庫塞等人的理論修正。本雅明認為，機械復制時代的到來徹底改變了“大眾”的文學地位。機械復制時代之前，大眾與傳統(tǒng)文學的距離往往是遙不可及的，而機械復制時代的到來使得文學作品得以大量復制，使得作者與讀者的界限日益模糊，也使得大眾的文學活動有了更多的可能。“越來越多的讀者首先是個別地變成了作者。”“從事文學的權力不再植根于專門的訓練中，而是植根于多方面的訓練中，因此，文學成了公共財富。”瑐瑣也就是說，機械復制技術令大眾成為文學活動中重要的參與者與接受者，推動了文學的公共化和民主化進程，也增強了世間萬物皆平等的意識。值得注意的是，本雅明也不無批評地提出，大眾的藝術參與方式有別于“專業(yè)人士”，如果說傳統(tǒng)的藝術愛好者把藝術作品視為凝神觀照的對象，“進行消遣的大眾則超然于藝術品而沉浸在自我中，他們對藝術品一會兒隨便沖擊，一會兒作洪流般地蜂擁而上。”瑐瑤大眾把可機械復制的藝術看作消遣的對象，大眾的藝術消遣則顯現(xiàn)出非理性、隨意性和盲目性的特征。例如，大眾在電影院中的觀影是一種群體性的共時接受行為，極易導致對觀者個人的批判態(tài)度和欣賞態(tài)度的制約。而作為“電影資本的補充”的“明星崇拜”，則會導致大眾的墮落心態(tài)及其階級意識的消解。雷蒙德•威廉斯直接批評了阿諾德對“群氓”／勞工階級的偏見，他認為，阿諾德把“大眾”視為被動的外圍力量，實質上只是對現(xiàn)實政治秩序的一種維護。“英國工人階級自起源于工業(yè)革命以來，最顯著的事實就是工人階級運動有意識地、認真嚴肅地避免普遍的暴力而堅定地相信有其他的前進方法。英國工人階級的這些特征，……代表的是一種積極的態(tài)度：這不是懦怯的產物，也不是麻木不仁的產物，而是道德信念的產物。我認為這是英國工人階級對‘追求完美’的更大的貢獻。這是只看到了工人階級那個放大了的粗野形象的馬修•阿諾德所不能意識到的。”

利維斯主義往往把“群眾”與“工人階級和中下層階級”、“群氓”混為一談，認為“群眾”是容易受騙、反復無常、興趣低級、有群體偏見的。對此，威廉斯指出，“群眾”是包含了“多數(shù)人”的集合，但不能將其等同于“群氓”，這個范疇所包含的不止是體力勞動者或者只受過初等教育的人。利維斯主義者把“文化”視為少數(shù)人的專利，以一種自以為是的倨傲和尖刻的貶損來對待“群氓”，他們所倡導的“文化”是難以對普通大眾產生任何積極影響的。威廉斯對所謂“少數(shù)派”及其自命不凡的驕傲也進行了批判，“對利維斯來說，這少數(shù)派本質上是一個文學上的少數(shù)派，其功能是保持文學傳統(tǒng)和最優(yōu)秀的語言能力。……主張以文學上的少數(shù)派作為‘中心’的呼聲是軟弱無力的，這一點已越來越明顯。”瑐瑦約翰•費斯克也認為，一切基于“大眾”是“文化傻瓜”的論調皆不足信，“大眾”并非消極被動或孤立無援，他們有辨別是非的能力，更不能任掌控政治、經濟和文化特權的階層所控制和奴役。他指出，如果我們能正確認識自身所處社會內在的異質性，看到不同個體的本質差異，那么就會發(fā)現(xiàn)“大眾”是一個并不簡單的概念。“大眾”指稱“一組變動的社會效忠從屬關系”

。“大眾”跨越了階級、性別、年齡、種族等各種因素，包含了形形色色的不同個體，這些個體在不同的時間內屬于不同的大眾層理，并在各種層理間流動。換而言之，在現(xiàn)代工業(yè)社會結構中造就了“游牧式的主體性”，不同權力關系之間的“對抗性與差異感”生成了“流動性”，而“流動性”則是資本主義工業(yè)社會中“大眾”的特征。“大眾”中的不同層理作為主動的行動者而存在，“他們不用太費力勞神，便可交替采取或同時采用相互抵牾的立場。”瑐瑨“大眾”內部所存在的分裂是由繁復的社會結構層級及其內部矛盾所帶來的。作為一個多元化和流動化的概念，“大眾”處于不斷地重新構造之中，其中潛藏著妥協(xié)與抵抗等不同的力量，包含了遵從或反對主流意識形態(tài)話語的不同社會群體，他們具有相對的自主性和不妥協(xié)性。費斯克還提出，“‘人民’這個詞帶有浪漫主義內涵，我們必須避免因此產生理想化的看法，把人民看做反抗的力量，認為他們的文化和社會經歷在一定意義上是自足的。……應該把它看作一個由不斷變動的和相對短暫的構成體組成的聯(lián)盟。”霍爾也認為，作為不同階級和社會力量的聯(lián)盟，“人民”概念具有不確定性和包容性，它包含了“變化的、不均衡的”瑑瑠各種張力關系。

伴隨著全球化市場和全球化生產流水線的形成，出現(xiàn)了一種新的主權形式，“帝國”作為統(tǒng)治世界的最高權力，控制著全球的交流。“帝國”并非建立在民族國家主權基礎之上的現(xiàn)代帝國主義，這一概念描述了一種超越國家的新形式，它是對當今尚在建構之中的世界秩序的描述。帝國的革命主體是“諸眾”。由于“帝國”模糊了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界限，其權力遠遠地超越了民族國家，因而它是一種無中心無邊界的全球化權力網絡，其統(tǒng)治對象是全人類，由此我們應立足于“全球視野、在地行動”的態(tài)度來看待“諸眾”。另一方面，“諸眾”的活動生產和再生產了整個生活的世界。“諸眾”的活動既有建設性又有破壞性，他們將是反抗、顛覆和超越帝國的革命主體。“維持著帝國的蕓蕓眾生的創(chuàng)造力也能夠自主地構造一個反帝國，一個可供替代的全球流動和交流的政治組織。”全球化的權力網絡一方面維護了某種政治秩序和文化等級制度，另一方面也提供了另一種可能，即在設法保留個體差異的同時，努力促進群體平等交流和共同行動的可能。哈特和奈格里還認為，“諸眾”雖然強調其自身作為共同體的有序性與內聚力的意義，但并不遮蔽社會差別而是推崇多重差異。“諸眾”本身就是無數(shù)的獨特差異的組合，具體如文化、種族、族群和性別的差異，以及勞動形式、生活方式、世界觀和愿景的差異瑑瑢。

在此，“諸眾”被構想成一個開放的和擴張的網絡，在其中所有的意見分歧能得到自由而平等的表達。也就是說，文化全球化語境中的“諸眾”所指向的是對一種文化的差異性與多樣性的維護。通過對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大眾范疇的粗略敘述，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大眾”與“群氓”、“群眾”、“人民”、“勞工階級”等概念之間的密切聯(lián)系。“他者的在場”部分消除了“大眾”概念的界定困難，與此同時，這些話語也從不同角度豐富和充實了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大眾”觀的內涵。通過對以上概念的比較分析，我們還可以發(fā)現(xiàn)，“大眾”并非一僵化靜止的固定范疇，對這一范疇的歷史解讀中包含了各種各樣的批判視角。霍克海默、阿多諾和馬爾庫塞一以貫之的是文化批判和意識形態(tài)批判的思想，他們未能徹底揭示社會弊端和民眾疾苦的根本緣由，因而最后得出“大眾”主體意識和政治潛能已經弱化以及解放前景不容樂觀的消極結論。本雅明、威廉斯、霍爾和費斯克則對文化精英主義頗有微詞，他們反對把“諸眾”視為有待救贖的對象，而是強調“大眾”的主體意識與能動性。特別是費斯克賦予“大眾”無上地位，對特權階層在物質與精神領域的霸權表示了質疑。后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哈特與奈格里在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反思的同時，倡導本土化行動與全球化視野的結合，以檢視“諸眾”參與其中的社會斗爭的多方向性和斗爭內容的多樣性。哈特和奈格里強調，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脫離全球權力網絡中的其他力量而單獨行事，建構良好的世界秩序的關鍵在于不同區(qū)域力量的共同參與，“諸眾”則是對具有流動性、差異性、不確定性和跨區(qū)域性的新型政治組織形式的概括。

作者：周曉露 單位：貴州師范大學文學 教育與文化傳播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