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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國瀆職侵權犯罪的量刑中存在著以下新問題摘要：罪刑失衡，法定刑偏低；刑罰種類單一；免刑和緩刑適用的比例過高，有輕縱犯罪的嫌疑。文章為了解決我國瀆職侵權犯罪量刑中存在的新問題，使其可以趨于合理化，提出了筆者的一些建議。

一、瀆職侵權犯罪的概念

瀆職侵權犯罪是檢察機關在履行檢察職能、行使偵查監(jiān)督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法律概念，是指刑法分則第四章、第九章規(guī)定的由檢察機關立案管轄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犯罪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瀆職犯罪。

其法律含義是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玩忽職守、徇私舞弊或者利用職權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妨害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秩序、活動秩序，致使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受到侵害、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或者國家機關信譽遭受嚴重損害的行為。

二、瀆職侵權犯罪的構成要件

1.瀆職侵權犯罪的客體是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秩序和活動秩序或者公民的人身權利和民主權利。

2.瀆職侵權犯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玩忽職守或者徇私舞弊，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國家機關的管理職能、信譽和正常活動遭到嚴重破壞以及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遭受嚴重侵犯等行為。

3.瀆職侵權犯罪的主體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包括在依照法律、法規(guī)規(guī)定行使國家行政管理職權的組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或者在受國家機關委托代表國家機關行使職權的組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或者雖未列入國家機關人員編制，但在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

4.瀆職侵權犯罪的主觀方面是指侵權瀆職犯罪主體對其實施的危害行為所造成的危害結果所持的心理態(tài)度，可以由故意構成，也可以由過失構成，個別犯罪包括故意和過失。

三、瀆職侵權犯罪的量刑目前狀況

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披露的《檢察機關立案查處事故背后瀆職犯罪情況報告》，2006年，在檢察機關立案偵查的629名犯罪嫌疑人中，已經對370人作出了刑事處理，其中，檢察機關決定不起訴8人。法院已經作出刑事判決的有249人，其中判處免予刑事處罰131人，占判決總數的52.6%；宣告緩刑107人，占判決總數的43%；判無罪2人，占判決總數的0.8%；判處實刑9人，占判決總數的3.6%；還有113人已由檢察機關提起公訴尚未宣判。數據分析顯示，在已經作出的刑事判決中，判處免予刑事處罰和宣告緩刑的比例高達95.6%。

高比例的免刑和緩刑跟我國現行的法律規(guī)定有關。根據刑法，只有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6類案件可能因行為后果的嚴重程度而另罪名宣判，其他瀆職、侵犯公民民主權利的案件的法定刑最高不超過10年

由上述材料可知，我國瀆職侵權犯罪的量刑中存在著以下新問題摘要：

1.罪刑失衡，法定刑偏低。在故意犯罪和過失犯罪之間，一般條款和非凡條款之間、一般主體和非凡主體之間都存在罪刑不均衡的新問題，亟待立法完善。

2.刑罰種類單一。瀆職侵權犯罪的刑罰種類只規(guī)定了有期徒刑和拘役，不僅刑罰太輕，而且刑種單一。

3.免刑和緩刑適用的比例過高，有輕縱犯罪的嫌疑。

四、瀆職侵權犯罪的量刑完善

為了解決我國瀆職侵權犯罪量刑中存在的新問題，使其可以趨于合理化，筆者有以下建議

（一）提高瀆職侵權犯罪的法定刑設置

1.故意犯罪和過失犯罪的法定刑設置要加以區(qū)分

《刑法》第397條第1款和第398條分別將故意形式的濫用職權罪和過失形式的玩忽職守罪以及故意泄露國家秘密罪和過失泄露國家秘密罪規(guī)定在同一條文中，并規(guī)定相同的法定刑，明顯違反了刑罰配置上的均衡性原則，這必然影響到法律的公正原則，而且這種立法方式在其他國家和地區(qū)的法律上也極其少見，因此，建議將故意犯罪和過失犯罪分別予以規(guī)定，并且故意犯罪要比過失犯罪設置更重的法定刑。

2.一般條款和非凡條款的法定刑要加以協調

《刑法》第397條和瀆職罪章的其他條款是一般條款和非凡條款的關系。刑法在規(guī)定普通的濫用職權罪和玩忽職守罪之外，還規(guī)定了各種非凡的濫用職權型瀆職罪和玩忽職守型瀆職罪，由此形成普通法和非凡法的競合。我國刑法中法規(guī)競合的使用原則是非凡法優(yōu)于普通法，重法優(yōu)于輕法。而分析瀆職罪章的法定刑可以發(fā)現，在作為普通法的濫用職權罪和玩忽職守罪和作為非凡法的濫用職權型瀆職罪和玩忽職守型瀆職罪之間，客觀存在著法定刑輕重不協調的新問題，有時非凡法相對于普通法而言，不是重法而是輕法，這不僅不符合罪刑均衡的原則，還往往導致法律適用上的困難。因此，要注重協調一般條款和非凡條款的法定刑，使得適用非凡法可以得到比普通法更好的懲罰效果。

3.注重一般主體和非凡主體犯罪的刑罰平衡

基于同樣的故意，實施同樣的行為，引起類似后果的，作為非凡主體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瀆職侵權犯罪應該比一般主體犯罪的起刑點要低，同時法定刑要高。因為依據我國現在的刑事政策，越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其職位越高，其責任越大。在和非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或職位比其低的人有同等罪刑的情況下，其應該承擔更大的刑事責任。然而，從我國刑法有關某些犯罪的法定刑來看，“從嚴治吏”的精神并未完全實現。對瀆職侵權犯罪的法定刑設置偏低，易使罪犯規(guī)避法律，有違公平正義的觀念，并可能繼發(fā)人民群眾的不滿情緒，加劇社會矛盾。從對為官者必須從嚴要求的思想出發(fā)，建議提高其法定刑。

（二）增加規(guī)定財產刑和資格刑

我國有關本罪的立法中，只設置了自由刑，缺乏對罰金刑和資格刑的適用。

罰金是是判處犯罪人向國家繳納一定數額金錢的刑罰方法。它是財產刑的一種。作為一種古老的刑罰方法，有著短期自由刑不具備的優(yōu)點摘要：罰金不剝奪犯罪人的人身自由，犯罪人不被關押，從而避免了獄中的“交叉感染”；罰金的執(zhí)行不僅不需要費用，還可以增加國庫收入；罰金能適應犯罪的社會危害程度以及犯罪人的收入、性格、家庭狀況等情況，具有一定的非凡預防功能；罰金既給基于盈利目的的犯罪人以迎頭痛擊，還剝奪了他們繼續(xù)實施經濟犯罪的資本，從客觀上防止了他們重新犯罪；罰金誤判后易糾正，還可適用于單位犯罪。

而資格刑是剝奪犯罪人享有或行使一定權利的資格的刑罰。資格刑具有明顯的政治上的否定評價功能，它通過剝奪犯罪人的政治權利及已取得的榮譽、頭銜，從政治上對犯罪人及其犯罪行為進行否定評價。資格刑具有剝奪或限制再犯能里的功能。瀆職侵權犯罪是一類危害國家對公務活動管理職能的犯罪，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公職人員公務活動的廉潔性和公正性，損害了國家機關及其公職人員的整體形象，對犯此罪的公職人員剝奪其擔任公職的資格反映出對犯罪人的人身價值和社會價值的否定，具有其他刑罰不可替代的功能。

所以，本類罪的刑罰應增設罰金刑和資格刑，以更切實的實現其立法的意義。

（三）注重免刑和緩刑的適用

由于我國公民對緩刑的意義還沒有真正的理解，犯不犯罪和坐不坐牢常聯系在一起，把緩刑當成是沒有判刑一樣，假如對瀆職侵權犯罪普遍適用緩刑，會使一部分群眾感到法律寬縱瀆職侵權犯罪，從而挫傷群眾同瀆職侵權犯罪做斗爭的積極性。

所以，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犯罪后適用免刑和緩刑，應嚴格依據免刑、緩刑的適用條件進行，而且，對那些民憤較大的瀆職侵權犯罪，不判實刑就可能引起社會嚴重不滿情緒的，一般也不宜適用緩刑，否則，會引起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不滿，對我們清楚腐敗、同瀆職侵權犯罪作斗爭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