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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運動，那么中西現代性啟蒙必然具有內在關聯，也不可避免地表現出共同特征。但與兩者之間存在的共性相比，中西現代化轉型中文化啟蒙的差異則更為突出，探討差異產生的根源、分析差異的基本內容，不僅可以借鑒西方文化啟蒙的合理性，而且有助于中國現代性的生成。

一、中西文化啟蒙差異的背景分析

中西文化啟蒙基本內容及結果不同，主要在于不同的發生背景，不同的社會需求導致了啟蒙擔負不同的使命，由此決定了啟蒙的進程及方向。

西方啟蒙前期的哲學是啟示哲學、信仰哲學，當時的主要精神是一種依附精神、蒙昧精神，這種精神表明人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主體地位，沒有形成獨立、自覺的人格，人們的社會生活需要從上帝那里尋找價值根據，教會控制著從日常生活到王權政治的一切，人們生存的最終目的是皈依上帝，向往天國。但宗教專制、蒙昧主義、禁欲主義導致了嚴重的社會危機。為了克服中世紀宗教及社會危機，適應新興資本主義的發展，西方從文藝復興的反對神權、倡導人文主義開始，展開了波瀾壯闊的啟蒙運動。作為17世紀資本主義發展最快的國家，英國的啟蒙運動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培根主張打破偶像，提出“知識就是力量”的名言，霍布斯反對君權神授，提出了社會契約論，洛克繼承并發展了培根和霍布斯的思想，成為啟蒙大師。他反對天賦觀念，主張議會民主制、分權制，提倡政治上的自由主義，這直接影響到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人權宣言”、“獨立宣言”以及美國憲法等。之后，法國成為啟蒙運動的主戰場，笛卡爾反對包括經院哲學在內的一切偏見，提出了“普遍懷疑”的方法，主張用理性審查所有的知識，培爾用懷疑論抨擊宗教，拉美特利、狄德羅、愛爾維修、霍爾巴赫、盧梭等用戰斗的無神論批判所有的宗教神學，他們崇尚理性、提倡啟蒙、重視科學，所提出的新思想、新理論在法國的發展史上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伏爾泰的《哲學通信》在社會各界產生巨大反響，從而拉開了l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的帷幕。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深刻批判了反動的天主教會，建立了較系統的社會政治學說。恩格斯指出：“在法國為行將到來的革命啟發過人們頭腦的那些偉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們不承認任何外界的權威，不管這種權威是什么樣的。宗教、自然觀、社會、國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無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思維著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與法國相比，德國的啟蒙運動主要體現在文學和哲學領域，以萊辛、歌德、席勒為代表的文學在啟蒙運動中光芒四射，康德、黑格爾則在哲學的領域中建立了理性的天國。

從西方啟蒙的歷史進程看，啟蒙的主要任務是反對封建神學，手段則是理性精神和科學知識，旨在把人們從神學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正如張申府所概括的那樣：“凡是啟蒙運動都必有三個特性。一是理性的主宰；二是思想的解放；三是新知識新思想的普及……凡是啟蒙運動必然反迷信、反武斷、反盲從，反權威、反傳統。”可以說西方的啟蒙運動是理性精神、自由主義不斷彰顯的過程。

與西方相比，中國現代化轉型中文化啟蒙的歷史背景則要復雜得多。毫無疑問，近現代中國的一切啟蒙運動都是以嚴重的民族危機為背景和動力，也成為啟蒙的實現目標。鴉片戰爭前，中華民族沒有受到更強的文化挑戰，是典型的文化中心主義國家。直到鴉片戰爭，特別是甲午戰爭，傳統的農業文化才陷入危機，現代化才不得不被提上進程，可以說，中國社會的現代化是在西方的威壓下發生的，由此決定中國的啟蒙具有外源性特點。這種外源式的現代轉型造成了這樣一種悖論：傳統文化失去了優越性，但人們又不愿拋棄它；西方文化顯示了其合理性，可當時的中國人卻不愿接受它，而堅守農業文明的經驗主義文化拒斥工業文明的理性文化則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危險。中國在這種情感上抵制理智上選擇的矛盾中開始了文化上的啟蒙。與中國相比，西方啟蒙并沒有“亡國滅種”的壓力。

于是，中國的啟蒙對中國傳統思想展開了深刻的批判。五四啟蒙倡導批判傳統，當時的思想家致力于“新聰”、“開民智”的工作，提出了科學與民主的口號，并對以孔孟之道為首的舊文化進行了清算，認為中國文化最大的問題是對人的壓抑、對個性的壓抑、對生命的壓抑、對創造力的壓抑。遺憾的是，倡導文化啟蒙的思想家們自身攜帶的傳統文化基因，致使他們在現實世界的行為舉止都沒有徹底擺脫封建禮教的羈絆。總的來看，五四啟蒙運動雖然對家族制度、封建禮教進行了激烈抨擊，但傳統的封建文化仍頑固地阻撓著人性覺醒和國民性改造的進程，多數中國民眾仍然處于封建主義的蒙昧狀態。特別是由于種種特殊的原因中國并沒有形成市民社會，而西方啟蒙的現實基礎是其較完善的市民社會。

結果不但啟蒙運動沒有市民社會的支撐，如何改造國民性也成為啟蒙運動的重要內容。孫中山先生從缺乏知識、安于現狀、奴隸性格等三個方面批評了國民性；魯迅則從奴性、面子觀念、看客心態、麻木、自私、狹隘、保守、愚昧等揭露并批判中國人的劣根性，歸結起來，由于傳統文化的強大，以至于啟蒙者也難以擺脫其強大的影響。同時，啟蒙者啟蒙的基礎不是市民社會，背景又恰逢民族危機的時刻，導致啟蒙運動發生了轉向，即由批判傳統文化轉向了在抗日戰爭中對“統一”、“集中”、“權威”、“民族主義”和“集體主義”的頌揚。正如艾思奇在強調新啟蒙運動在政治上、文化上的愛國性質時指出的：“只要是于民族的生存有利益的話，就是對一部分封建勢力攜手，也是在所不惜的。”直至80年代的啟蒙運動傳統文化才又引起了當時社會的反思，但隨之就產生了國學熱和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由此可見，中國人還沒有從封建文化中得到完全的解放，傳統文化成為中國現代化轉型中啟蒙運動一直致力于批判卻始終在不斷反彈的強大阻滯力。“實現文化的轉換，這將是中國文化中一個深刻的人性的轉變。”衣俊卿教授在《大學使命與文化啟蒙》中，與黃萬盛教授展開對話，指出了傳統文化對現代性的抗拒及現代社會中存在的傳統文化景觀：“用‘現代城市的農村心靈’來描述我們民族特有的文化景觀，即一個建立在傳統文化基座上的貌似的現代社會。換言之，表面上看我們已經很現代化了，但是其實在我們的制度安排中有很多是經驗的東西，我們的決策中有很多是人情的東西，這與儒家和道家傳統是有一定關聯的。儒家和道家文化是整體上抵制現代化的。”總結啟蒙的進程，分析中西啟蒙差異的根源，可以發現，中國傳統社會中的經驗主義倫理文化及其農民社會是啟蒙一再背離其主旨的重要原因，與中國的啟蒙運動相比，古希臘文化中的理性精神和個體自由文化模式，不但成為西方啟蒙運動走出中世紀的重要力量，而且為西方進入現代社會奠定了堅實的文化基礎。

二、中西文化啟蒙差異的價值評述

中西文化啟蒙的差異不僅在基本內容上，在表現方式上也有所體現。中國近現代的啟蒙運動雖然在各個時期由于當時社會環境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但從總體上看，啟蒙運動是希望通過徹底改造以等級尊卑的倫理觀念為主，改造國民性，培養自由、平等、民主、理性的新國民，從而實現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但是，中國知識分子在對民眾啟蒙的方式和途徑與上西方表現出很大的不同。誠如余英時先生在其《士與中國文化》新版序言中所言：“中國知識人把許多現代價值的實現，包括公平、民主、法治等，視為他們獨有的責任，這無疑和中國儒家士大夫的傳統有關。’而在美國甚至整個西方，這些價值的追求則是大家的事，知識人并不比別人應該承擔更大的責任。”新版序例如，孫中山先生在分析了國民性對中國實現現代社會的阻礙并提出構建新的國民性時就指出，新型國民必須擁護或認同“民國”及其制度和文化觀念，同時強調先知先覺者對國民的引導，而沒主張向西方那樣以公民權利為核心，實現人的獨立、自由。我們不應忘記，培育人的獨立個性，改變那種強調群體以壓制個人、強調國家以壓抑個人、強調義務來否定權利的狀態，才是啟蒙運動最本質的任務。由此看來，啟蒙固然很重要，同時如何實現啟蒙的目標、即啟蒙的實現途徑和基本方式更重要。因此，新時期中國的啟蒙切記總結以往啟蒙運動中的經驗和教訓，實現啟蒙的目標與手段、結果與環節、宗旨與方法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