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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旖博士的著作《嶺南大學圖書館藏書研究》殺青已久，今年將付梓，公諸于世，由此學人可以一覽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書的一段文脈。中山大學圖書館的藏書乃是中山大學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學術重鎮并長盛不衰的奠基石和壓艙石。自1924年孫中山親手創辦中山大學以來，中山大學圖書館的藏書就一直富甲南國，位列全國高等學校圖書館之前茅。中山大學圖書館連楹累牘，汗牛充棟的豐富藏書既是一片廣闊無垠的學術沃土，滋養著一代又一代的名儒碩學和莘莘學子，又是一條延綿不息的學術文脈，承載著中山大學的學術傳統和思想靈魂。這條學術文脈有著與中山大學的發展歷史密不可分的共同特質。

其一、海納百川，萬流歸宗。中山大學是一所具有90多年歷史和百多年辦學傳統的大學。這是中山大學對于本校歷史實事求是的簡要表述。很多人對這種表述不甚明了，甚至覺得難以理解。然而，只要略知中山大學的歷史，也就不難明白其意。1924年初，孫中山命令，將國立廣東高等師范學校、廣東法科大學和廣東農業專門學校合并，組成國立廣東大學（1926年為紀念創辦人改名為“國立中山大學”），成為廣東最高學府，由此開啟了國立中山大學的歷史。1925年廣東公立醫科大學、廣東公立工業專門學校亦相繼并入。正因為如此，中山大學自創辦之日起，就有了海納百川和萬流歸宗的學術傳統和文化基因。這種學術傳統和文化基因一直在不斷延續和繁衍。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原中山大學文理院系與嶺南大學文理院系合并，組成新的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匯入中山大學。2001年，原中山大學與原中山醫科大學合并，中山醫科大學匯入中山大學。正因為如此，雖然自1924年孫中山創辦國立廣東大學開始算起中山大學只有94年的歷史，但是，中山大學許多學科的辦學歷史遠遠長于學校的歷史，其中尤以醫學學科歷史最為悠久，以1866年開辦博濟醫學堂為肇始，中山大學的醫科迄今已有152年的歷史。正因為如此，中山大學圖書館的藏書在每一次學校的匯入中都得到了進一步的充實和豐富，也形成了與海納百川、萬流歸宗交相輝映的藏書特色。

其二、根深葉茂，開枝散葉。20世紀20年代，中山大學以廣州市文明路校園為中心，在廣州市內的五個校園分散辦學。30年代五個校園全部遷往占地12萬余畝的石牌新校園，中山大學遂成為中國占地面積最大的大學。50年代全國高校院系調整，中山大學文理院系與嶺南大學文理院系合并，校址從石牌遷至嶺南大學校址康樂園，根深葉茂、一枝獨秀的中山大學開始開枝散葉，工學院、農學院、醫學院、教育學院調出，分別組建華南工學院（今華南理工大學）、華南農學院（今華南農業大學）、華南醫學院（原中山醫科大學）、華南師范學院（今華南師范大學），天文系調往南京大學，地質系調去湖南中南礦冶學院（今中南大學），哲學系調去北京大學，人類學系調往北京中央民族學院，財經、政法各系分別調至武漢大學、中南財經學院、中南政法學院等院校，語言系調整到北京大學，于是成就了廣東乃至全國的許多高校，圖書館的藏書亦相繼分流各處，滋潤神州大地。新世紀以來，中山大學以康樂園為軸心，從一個校園發展成為“三校區五校園”（廣州校區南校園、北校園和東校園，珠海校區和深圳校區），圖書館則由南校園總館和其他四個校園圖書館與一個學科圖書館構成，有“一花五葉”之美，在建筑面積和藏書總量上重返全國高校圖書館之巔。在中山大學圖書館的學術文脈中，嶺南大學圖書館藏書無疑是一條重要的支流，這條支流匯入中山大學圖書館主流以后就不再涇渭分明，而是迅速融合，進而渾然一體。盡管如此，拂去歷史的塵埃，嶺南大學圖書館的舊藏依然猶如黃燦燦的金子閃閃發光。記得中山大學成立80周年校慶時，我曾囑咐圖書館同仁查找與孫中山相關的資料，結果通過館藏《嶺南學校藏書樓受贈圖籍存記表》在館內查到了孫中山捐贈的英文海關年報等一批圖書。這些捐贈藏書正是經嶺南大學圖書館匯入中山大學圖書館的寶藏。

嶺南大學圖書館的藏書來源十分豐富，鮮有學人能夠清晰地描述嶺南大學圖書館的藏書源流。2009年，周旖在博士學位論文開題時，以獨到的學術眼光選擇嶺南大學圖書館藏書作為研究對象，開始了對嶺南大學圖書館藏書源流的悉心梳理。這項研究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嶺南大學于1952年并入中山大學，60多年過去了，其史料的查找已經十分不易。當時可知的線索主要有幾個方面：（1）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書；（2）廣東省檔案館的檔案；（3）美國耶魯大學三一學院圖書館的基督教聯合會檔案；（4）美國嶺南基金會的檔案。在這些史料中，美國嶺南基金會的檔案最為系統完整，因而彌足珍貴。關于美國嶺南基金會檔案，有一段值得一說的故事：美國嶺南基金會曾在美國紐約世界貿易雙子大廈辦公，由于租金太貴，2000年左右不得不遷往耶魯大學，與雅禮協會合署辦公。2001年9月11日世界貿易雙子大廈被恐怖分子所毀，嶺南基金會因為提前搬走而幸免于亂。有鑒于此，董事長牟銳（DouglasMurrey）博士決定將基金會的檔案捐贈給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并同時制作三套縮微膠卷分藏各地：一套存于哈佛燕京圖書館，一套存于香港嶺南大學，一套存于中山大學嶺南學院。存放在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的這套美國嶺南基金會檔案縮微膠卷長期鮮為人知，不為學人所用，后被中山大學歷史系劉志偉教授在幾乎廢棄的雜物中偶然發現，并代為妥善保管。周旖撰寫博士學位論文時，我囑咐周旖四處尋訪，劉志偉教授得知消息后欣然將“拾荒”之獲轉交學校圖書館供眾利用，令人感激不已。周旖博士撰寫博士學位論文時正是利用了圖書館收藏的這套檔案縮微膠卷，因而彌補了上述其他幾個史料來源的不足，使博士學位論文增添了不少光彩。2009年12月，在牟銳博士退休前最后一次以董事名義來中山大學訪問時，學校外事處黃昭副處長曾邀我幫忙制作一份紀念品送給牟銳博士。牟銳博士是我的老朋友，一直十分重視且不遺余力地支持中山大學圖書館的發展，于是我制作了一個32開書本式樣的水晶紀念品，上面用激光鐫刻中英文“牟銳博士——我們永遠的朋友”字樣。當牟銳博士從校長手中接過這份看似普通的紀念品時，上面鐫刻的文字頓時令他感動得熱淚盈眶，老淚縱橫。我想，如果牟銳博士知道周旖博士正是憑借他制作的嶺南基金會檔案縮微膠卷才順利地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和現在的這本著作，他同樣會興奮不已。

周旖博士在悉心梳理嶺南大學圖書館藏書史料的基礎上，分初創時期（1906-1916）、發展時期（1916-1927）、繁榮時期（1927-1937）、抗戰及戰后時期（1937-1952）四個時期，闡述了嶺南大學圖書館的發展變遷，并且對葛理佩（HenryB.Graybill）、馮世安（ChesterG.Fuson）、鄧勤（KennethDuncan）、巴羅贊（JohnG.Barrow）、特嘉（JessieDouglass）、譚卓垣、陳普炎、何多源、路考活（HowardG.Rhoads）、周鐘岐、王肖珠、陸華琛等歷任館長做了比較詳盡的考索，填補了學術研究空白。在之前的圖書館史研究中，學界并不關注嶺南大學圖書館館長的研究，即使是1952年以后仍然擔任中山大學圖書館副館長的著名圖書館學家何多源和陸華琛也鮮有學人研究，僅譚卓垣博士因為曾經出版過英文著作《清代藏書樓發展史》才偶爾被圖書館學界提及，此乃史料匱乏之故。記得原美國俄亥俄大學圖書館館長、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主任李華偉博士曾數次托我查找王肖珠在嶺南大學圖書館擔任館長的資料，我一直無力為之，亦不知從何著手，后來得周旖做博士學位論文之助，才完成王肖珠館長史料的收集。王肖珠既是李華偉博士的姨媽，也是李華偉博士赴美留學和最終走上圖書館事業道路的引路人。為了感念王肖珠的恩情，李華偉博士依照我的提議，于2011年捐款5萬美元在中山大學資訊管理學院設立永久性的王肖珠紀念獎學金，專門獎勵品學兼優的圖書館學專業學生，并指定我為獎學金評審委員會的負責人。由此亦可窺見嶺南大學圖書館館長的深遠影響。

厘清嶺南大學圖書館藏書的脈絡是周旖博士研究的重點。在這本著作中，周旖博士從購書經費的來源、分配原則，藏書的來源，藏書建設的理念，特色專藏，與嶺南大學學術研究的關系，以及與其他教會大學和公立大學圖書館的比較等多個方面闡述了嶺南大學圖書館藏書的緣起、發展與變化，從中不僅可見嶺南大學圖書館藏書的聚散離合，而且可見嶺南大學圖書館集腋成裘之艱辛和積水成潭之成就。作為教會大學，嶺南大學圖書館尤其重視西文藏書的建設，并由此形成了獨特的西文藏書體系和傳統。這個傳統與嶺南大學的發展歷史密切相關。嶺南大學肇始于美國長老會（AmericanPresbyterianChurch）1888年在廣州沙基金利埠創辦的格致書院（ChristianCollegeinChina）。1893年，格致書院脫離美國長老會，在紐約另組董事局（TrusteesoftheChristianCollegeinChina），不再隸屬任何教會。1900年，格致書院流寓澳門，1903年更名為嶺南學堂（CantonChristianCollege）。1904年，嶺南學堂開始在廣州珠江南岸的康樂村購地置業，建立永久校園，其后蒸蒸日上。1906年，嶺南大學圖書館成立，初設于馬丁堂，規模甚小，館藏書籍多為美國人士捐贈之西文圖書。1915年，嶺南大學圖書館遷入新建成之格蘭堂。1917年，嶺南學堂升級為大學，藏書亦隨之逐漸擴充。1919年始設專職館長，并開始中文藏書建設。1927年，鐘榮光被嶺南學校董事會推舉為校長，鐘榮光正式將嶺南學校更名為嶺南大學（LingnanUniversity）。作為嶺南大學的首位華人校長，鐘榮光不僅將基督文化與中國文化熔于一爐，而且全力推進學科建設，由此嶺南大學開始成為全國著名的高等學府。與此同時，嶺南大學圖書館于1928年由格蘭堂遷至馬丁堂，藏書規模日益宏富，至抗戰爆發前藏書總量已名列全國大學圖書館第五位。1948年，倡導全盤西化的陳序經繼任嶺南大學校長，立意打造成全國最優秀的高等學府，廣泛延攬人才，一時群賢畢至，大師云集，蔚為大觀，為20世紀50年代以后中山大學的學術文脈傾注了強勁的學術血液。

嶺南大學的西化傳統在圖書館的藏書建設上自然會得以充分的體現。周旖博士的研究證明：嶺南大學圖書館的西文圖書購置經費常年保持在總購書經費的65%以上。這正是嶺南大學圖書館的西文藏書量一直高于中文藏書量，并且在十三所教會大學圖書館中名列前茅的原因之所在。民國時期。中山大學圖書館則更加注重中文圖書的收藏，藏書總量一直位居全國高校前三位。1952年，嶺南大學并入中山大學以后，嶺南大學圖書館的西文藏書與中山大學圖書館的中文藏書合二為一，珠聯璧合，共同構成了中西合璧、強強結合且在國內少有的學術特藏，迄今仍然令海內外學人羨慕不已。新世紀以來，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香港嶺南大學圖書館經常通過掃描和復制等多種方式從中山大學圖書館補充完善其館藏，所看重者正是嶺南大學圖書館的西文舊藏，由此可見其影響之深遠。嶺南大學圖書館還承擔過一項特殊的使命，那就是為美國哈佛大學的中國研究服務。哈佛大學是美國的中國研究中心，哈佛大學在中國選擇燕京大學作為其中國研究的基地，由此帶動其他教會大學開展中國研究本科教學和人才培養。因此，哈佛燕京學社也向嶺南大學提供專項經費支持，并指定其中部分款項用于購買有關“中國問題研究”的圖書，由此促進了嶺南大學圖書館“中國問題研究”的藏書建設。雖然這類藏書的數量不大，但是其中的西文圖書彌足珍貴，今天已經是難得一見的珍本。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的中文藏書建設主要依靠設在燕京大學圖書館的哈佛購書處來具體實施，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后，燕京大學被日寇占領，哈佛購書處的工作限于停頓，其時遷往香港的嶺南大學也步履維艱。二戰結束后，哈佛購書處勉強賡續購書業務，一些具體工作開始陸續轉移到嶺南大學圖書館。因此，嶺南大學圖書館對于哈佛大學的中國研究和哈佛燕京圖書館的藏書建設亦曾有所貢獻。如果以1888年格致書院的創辦作為嶺南大學的肇始，那么，至1952年嶺南大學并入中山大學，嶺南大學的歷史也不過64年而已。如今又過去了66年，嶺南大學的歷史正在逐漸從人們的記憶中淡去，中山大學猶如滾滾洪流沿珠江奔向大海，走向世界，學術文脈的歷史源頭和不斷匯入的支流也隨之逐漸在人們的視野中遠去。周旖的著作《嶺南大學圖書館藏書研究》為中山大學和學界保存了一份珍貴的學術記憶，清晰地描繪了中山大學的一段學術文脈，于歷史，于學術，均是值得稱道的貢獻。

如今，中山大學康樂園校園早已是享譽中國的四大最美校園之一。在康樂園被列為省級保護建筑的78棟紅樓中，懷士堂、馬丁堂、格蘭堂無疑是最為顯著的代表性歷史建筑，有著非同凡響的文化地標意義。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格蘭堂最初是嶺南大學圖書館的館舍，又有多少人知道馬丁堂在20世紀的60多年間一直是嶺南大學圖書館和中山大學圖書館的館舍？不論春夏秋冬，任憑風吹雨打，馬丁堂、格蘭堂始終矗立在中山大學校園，巍然不動，歷久彌新，光彩照人。在建筑的表象后面有著我們不能忘記和值得感念的歷史：其中的藏書猶如流淌的血液融入中山大學的學術文脈之后，一直在滋養著中山大學學人，延續著中山大學的學術傳統。

作者：程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