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涉外仲裁問題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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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爭議事項可仲裁性的法律意義
爭議事項可仲裁性問題的法律意義在于:
第一,爭議事項的可仲裁性問題決定了有關仲裁協議的效力。如果雙方當事人所約定的事項在有關國家法律中屬于不可仲裁的事項,則該國法院將依一方當事人之申請而判定該仲裁協議無效,繼而判令終止仲裁程序。在此意義上,判斷爭議事項可仲裁性的準據法通常是仲裁機構所在地國的法律或者仲裁協議的準據法。相對而言,仲裁地國的法律顯得更為重要,因為仲裁機構受理案件的范圍受到本國法律的支配。若一方當事人依據仲裁協議提交仲裁的事項為當地法律所禁止,其結果或者是該仲裁機構拒絕接受案件,或者因另一方當事人的申請,法院依當地法律裁定仲裁機構終止仲裁程序。所以,爭議事項的可仲裁性直接決定了仲裁協議能否實施。
第二,爭議事項的可仲裁性決定了仲裁裁決是否能夠得到有關國家法院的承認及執行,換言之,如果爭議事項不具有可仲裁性,則仲裁機構所作出的仲裁裁決將無法獲得外國法院的承認及執行,該仲裁裁決就沒有實際的法律效力。1958聯合國《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以下簡稱《紐約公約》)第1條第3款規定,締約國可以聲明“本國只對根據本國法屬于商事的法律關系——不論其為契約關系與否——所引起的爭執適用本公約”,因而,凡是依據此條款作保留聲明的締約國就不會執行其他締約國仲裁機構所作出的非商事性質的仲裁裁決?！都~約公約》第5條第2(1)款又規定,如果被請求承認與執行仲裁裁決的國家有關當局認為,按照該國的法律,裁決中的爭議事項不適合以仲裁方式處理,可拒絕承認和執行該項仲裁裁決。正因為此,世界各國的常設仲裁機構受理當事人提交的仲裁案件時,就非常注意有關爭議事項能否以仲裁方式解決的問題,以避免作出的仲裁裁決因不具備可仲裁性而無法得到外國法院的承認和執行。
二、商事爭議可仲裁性的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趨勢
過去,不少國家的法律對可交付仲裁解決的商業爭議的范圍規定得很狹窄。根據各國法律的一般原則,涉及知識產權本身效力的爭議不可仲裁解決;破產的爭議為不可仲裁的事項。美國的《證券法》和《證券交易法》都規定聯邦法院對因證券發行和交易所產生的爭議有排他的管轄權;至于不正當競爭以及反壟斷案件,長期以來便認為它們超出了一般商業爭議的范疇,作為民間團體的仲裁機構是無權對行為是否觸犯國家市場競爭秩序一事作出裁決的。①
但是,隨著世界各國間經濟的相互依存性(Interde-pendance)的加強,自80年代以來國際商事仲裁的受案范圍越來越寬。在此情況下,假如各國的法院仍固守過去對于商事爭議可仲裁性的陳舊觀點,其結果必然是大量的仲裁裁決因不具備可仲裁性而遭到法院的拒絕承認與執行,從而使商事仲裁囿于傳統的契約爭議的范疇。所幸的是,許多國家的法院對爭議事項可仲裁性問題采取了積極相適應的態度,其司法實踐的總趨勢是區分國內交易與國際交易,對于因國際商業活動所產生的爭議,只要雙方當事人之間存在有效的仲裁協議,就決不輕易地援用“爭議事項不具備可仲裁性”這一保留條款來拒絕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機構的仲裁裁決。
在美國,從70年代至80年代的10年間,通過美國最高法院以及各聯邦法院的一系列法院判例,使美國法院對于可仲裁性問題的觀點發生逆轉性的變化。1974年,美國最高法院在“謝爾克訴阿爾伯托—卡爾弗”案(Scherkv.Alberto-CulverCo.)中,②否定了自己于1953年在“威爾科訴斯旺”案(Wilkov.Swan)中確立的“基于1993年《證券法》所提起的申訴是不可仲裁的”原則,認為“謝爾克”案中的仲裁協議載于當事人之間的一份國際合同,依據美國1925年《聯邦仲裁法》,國際關系中的仲裁協議應該具有約束力,是不可撤銷的(Irrevocable)和可執行的(Enforceable)。此后,美國最高法院在1987年判決的“謝爾遜/美國運通公司訴歐杰尼·麥克馬洪”案中(Shearson/AmericanEx-press,Inc.v.EugeneMcMahon),又一次重申了證券爭議的可仲裁性原則。③
美國最高法院于1985年判決的“三菱汽車公司訴索勒·克萊斯勒—普利茅斯”(MitsubishiMotorsCorp.v.SolerChrysler-Plymouth,Inc.)案④,首次確認反托拉斯案件是可以通過仲裁解決的事項。該法院在判決中指出,“美國反托拉斯法在本質上完全不禁止當事人同意以仲裁來解決因國際商業交易而產生的反托拉斯請求?！币虼?如果當事人同意以仲裁方式來解決此類“法定請求”,除非國會本身已表明這種法定權利爭議排除仲裁,否則當事人必須受仲裁協議的約束。美國最高法院還進一步指出,反托拉斯是十分復雜的問題,但仲裁的靈活性使當事人得以從各專業領域中選擇仲裁員,可為勝任這項工作提供最多的機會。此后,美國波多黎各聯邦地區法院在1989年11月17日的GKB加勒比公司訴諾基亞—莫比拉公司和移動電話世界案(GKBCaribe,Inc.V.Nokia-Mobira,Inc.andCellularWorld,Inc.)⑤中,將三菱汽車公司案的原則適用于純國內交易中的反托拉斯爭議。
在“日本Kakiuckhi和Kakiuchi訴杰納斯科公司”一案中,美國聯邦第二巡回上訴法院的判決認為,不當得利、不正當競爭、欺詐等行為,均屬可仲裁的事項。在該案中,杰納斯科公司(Genesco,Inc.)是美國的一家成衣制造及銷售商,長期以來從日本Kakiuchi公司及其美國子公司購買紡織原料用于加工,所有的買賣合同中均載有仲裁條款。1979年,Kakiuchi公司與杰納斯科公司的采購副經理通過行賄進行共謀,由后者安排杰納斯科公司從Kakiuchi公司或者其子公司獨家采購所需的產品,還批準從Kakiuchi公司進口不具有競爭力的高價產品或不適當的其他產品。發現這一共謀行為后,杰納斯科公司就在美國紐南區地方法院對Kakiuchi公司提起訴訟,指控其實施欺詐、違反《羅賓遜—帕特曼法》、不當得利(UnjustEnrichment)、侵權行為干預契約關系(TortiousInterference)、不正當競爭(UnfairCompetition)等非法行為。一審時,兩被告依據《聯邦仲裁法》第3節和《紐約公約》第2條之規定請求法院在仲裁以前暫停訴訟程序。紐約地方法院裁定同意停止一審基于欺詐的訴訟請求,但拒絕停止對其他事項的訴訟程序。兩被告均不服紐約地方法院的判決,上訴于聯邦第二巡回上訴法院,該法院推翻了紐約地方法院的判決,并作出前述支持仲裁的判決。①
此外,英國高等法院在“Lonrho公司訴殼牌石油公司和英國石油公司”案中、印度最高法院在“Renusagar訴通用電氣公司和國際商會”案中、意大利最高法院在“Scherck股份公司訴Soc.DelGrandesMarques”案中分別判決侵權行為、商標許可協議爭議等爭議為可仲裁事項。②
從上述一系列判決清楚地表明,不少國家的法院對“可仲裁性”問題是從寬解釋的。只要在合同中存在有效的仲裁條款,即使由于某些傳統上屬于“法定請求”的事項導致當事人的爭議,即使爭議的性質已超越純商業性質而擴及公法領域的違法行為,法院仍認為應通過仲裁解決,并依據《紐約公約》執行仲裁機構據此作出的仲裁裁決。
1995年9月1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以下簡稱《仲裁法》)第一次對爭議事項的可仲裁性作了原則規定。然而,該法的頒布并未自然解決我國仲裁制度中的可仲裁性問題。該法第2條規定:“平等主體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之間發生的合同糾紛和其他財產權益糾紛,可以仲裁?！钡?條又規定:“下列爭議不能仲裁:(一)婚姻、收養、監護、撫養、繼承糾紛;(二)依法應當由行政機關處理的行政爭議?！?/p>
《仲裁法》第3條的規定十分明確,因為其第(一)款的爭議一般將涉及第三方的權利義務,爭議雙方無權通過仲裁方式對此加以處分;其第(2)款所涉及的爭議并非平等主體之間發生的,屬于國家機關實施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政府管理行為時所產生的爭議,作為民間組織的仲裁機構無權對政府行為的合法性與否進行裁決。然而,《仲裁法》第2條所規定的可仲裁事項,卻大有可研究之處。
(一)
合同糾紛交付仲裁解決是最普遍的方式,自然不會發生歧義?？墒?關于“其他財產權益糾紛”與1958年《紐約公約》所規定的“非契約性爭議”相比較,顯然存在區別。從爭議所涵蓋的范圍考察,“非契約性爭議”的涵蓋范圍大于“其他財產權益糾紛”?！胺瞧跫s性爭議”一詞,既包括財產性的非契約性爭議,又包括非財產性的非契約性爭議,通常包含所有的一般侵權行為之爭議,甚至包含不正當競爭之類的特殊的侵權爭議。由于使用“非契約性”的定語,從爭議的范圍和性質來說,并不僅局限于與財產有關的爭議;換言之,即使爭議不涉及財產權益,即使提起仲裁申請一方并未要求金錢的損害賠償,僅要求加害方停止侵權行為,此類爭議仍屬于《紐約公約》所確定的可仲裁事項。
而“財產權益糾紛”一詞,已將可交付仲裁解決的爭議的性質限定于與財產有關的事項,與財產無關的爭議則不在此列。眾所周知,在現實生活中有不少爭議并不一定與財產有直接關系。例如,民事關系中的侵害公民名譽權、公民隱私權等侵權行為,如果加害方并不以此追求財產目的,而受害方在采取法律行動時僅要求停止侵害,不要求損害賠償,這就與財產權益糾紛完全無關。若按我國《仲裁法》第2條的規定并作嚴格的解釋,顯而易見,因其不屬財產權益糾紛,故不能采取仲裁方式來解決。
此外,即使在“財產權益”本身,仍有值得探討和解釋之必要性。以非契約性財產權益糾紛為例,財產權益本身就需要加以界定。因為“財產”一詞在我國一般僅理解為有形的財產,而“資產”是既包括有形的物,又包括無形資產如知識產權以及不涉及知識產權的商譽等。因而,若對“財產權益糾紛”從嚴解釋,則無形資產的糾紛不在其列。退一步說,即使將“財產權益糾紛”作廣義的解釋,問題也并未最終解決。如知識產權中,著作權人的權利既有涉及財產權的出版權、使用權和獲得報酬權,又包括署名權、修改權等與人身權相聯系的權利。我國《著作權法》第10條規定:“著作權包括下列人身權和財產權……”因而,倘若某項侵權行為僅侵害了著作權人的人身權,如何來認定當事人能否將此爭議交付仲裁?若從廣義的財產權角度考慮,著作權人的人身權和財產權均屬于知識產權這一廣義財產權的一部分,故此類僅涉及人身權的侵權之爭議屬于可仲裁事項;然而,若從《著作權法》本身的規定來考察,顯然侵害著作權人的署名權、發表權、修改權等與人身權相聯系的侵權行為爭議,不屬于“財產權益糾紛”,只能推定它們不屬我國《仲裁法》所規定的可以仲裁方式解決的事項。但是,按照《紐約公約》的規定,此類不帶有財產權益的非契約性爭議,卻屬可仲裁之事項。由此可見,在我國《仲裁法》的現行規定下,關于爭議的可仲裁性問題從法理上并未解決。
(二)
關于爭議事項的可仲裁性問題,并非純粹的法理探討或者被認為是在摳字眼。問題還在于,我國的司法實踐已從80年代起確立了侵權爭議不可仲裁的判例,這一判例將對我國法院處理此類事項繼續產生影響。該案便是引起廣泛討論的中國技術進出口總公司(以下簡稱中技公司)訴瑞士工業資源公司(SwissIndustri-alResourcesCompanyInc.,以下簡稱IRC)案。①該案大意是:1985年4月1日,IRC與中技公司在中國上海訂立前者向后者出售總價為229.5萬美元的9180噸鋼材的《合同修改協議書》。中技公司根據合同通過中國銀行上海分行開出以IRC為受益人的229萬美元的不可撤銷信用證,IRC利用偽造的全套裝運單據于1985年6月1日從銀行取走了信用證下的全部款項。中技公司未收到貨便連續10余次向IRC交涉,后者多方搪塞,最后全盤推卸自己作為合同賣方和貨款受益人的責任。中技公司發現受騙后,遂于1986年3月24日在原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對IRC提起侵權行為之訴,要求賠償貨款、利息、經營損失等,并申請法院采取財產保全措施,凍結IRC在中國銀行上海分行一筆托收貨款440.8299萬美元。原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受理了本案,并裁定采取保全措施。此后,該法院判決IRC賠償中技公司513.6668萬美元。IRC上訴于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1988年10月11日該院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在本案的一審和二審期間,IRC均以合同中存在仲裁條款為理由,對法院的管轄權提出異議。但是,原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判決認為:“被告采取了一系列欺詐手段,利用合同形式侵吞了原告的貨款,已經構成了侵權,而不再是合同爭議,因此,不能適用合同中的仲裁條款”。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的判決在駁回上訴人IRC的管轄權抗辯時指出:“IRC利用合同形式進行欺詐,已超出履行合同的范圍,不僅破壞了合同,而且構成了侵權,雙方當事人的糾紛,已非合同權利義務的爭議,而是侵權損害賠償糾紛,中技公司有權向法院提起侵權之訴,而不受雙方所設立的仲裁條款的約束?！惫们也徽摫景傅氖欠乔?也不論本案發生于80年代的特殊情況,僅對法院否認仲裁條款效力從法理上進行分析,有些問題也是值得討論的。因為法院接受中技公司的侵權之訴,其立論基礎是:盡管合同中載有仲裁條款,但因案件的性質被認定為侵權行為,故仲裁條款無效,法院可以管轄。顯而易見,我國法院的這一理論的合乎邏輯的結論便是:侵權行為屬于不能通過仲裁解決的事項,仲裁條款因侵權行為而失效。
此后,我國最高人民法院將兩判決全文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報》轉載,通報全國,表明我國最高法院對此的態度,事實上已成為指導我國法院處理類似案件的先例。這樣,盡管我國《仲裁法》已經生效,但是該法在可交付仲裁的爭議事項的規定上語焉不詳,仍將使各地法院可以依據上述先例作出侵權行為不可仲裁的認定。而這種對于爭議事項不可仲裁性的認識,無疑是跟我國所參加的《紐約公約》規定相背離的。從我國近年來各地法院愈演愈烈的地方保護主義做法上看,這一擔心并非多余。
事實上,由于“中技公司訴IRC”案的影響,至少在我國相當一部分法律界人士中產生了“侵權行為不可仲裁解決”的概念。例如,就在《仲裁法》生效后的1996年,有人撰文道:“涉外經濟合同如果事先訂有仲裁條款或者爭議發生后達成書面仲裁協議的,合同糾紛就必須提交給條款或協議中選定的仲裁機構進行仲裁。法院不能受理有仲裁協議的合同糾紛案件。但是,如果對方有利用合同進行欺詐的侵權行為,我方當事人可不以合同糾紛提起訴訟,而以侵權賠償提起訴訟,只要侵權行為發生地在中國領域內,我國法院就有管轄權。這是我方當事人不要輕易放棄的權利?！雹谶@段文字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意思:若一般的合同爭議,只要存在仲裁條款,法院不得受理;但是,若屬侵權行為,只要侵權行為地在中國,即使存在仲裁條款,我國法院仍然可以進行管轄。這一說法的立論基礎實際上源自上述法院判決。
顯而易見,關于侵權行為的不可仲裁性已經相當程度上成為一些人的共識,并在其影響范圍內繼續發揮著作用。
(三)
如果說上述討論僅是理論討論,那么我國對外開放的實踐已對此理論的解決提出了現實的需要。1995年9月11日,美國A公司在美國紐約南區聯邦法院對中國某進出口公司提起訴訟,指控該公司侵犯其版權以及實施不正當競爭行為,并提出1.35億美元的損害賠償和懲罰性賠償。此案成為我國公司自對外開放以來所遭遇的數額最大的涉外訴訟案。該案的起因是長達數年的進出易中,A公司拖欠中方巨額貨款,有關的進出口合同均載有在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或其上海分會解決爭議的仲裁條款。A公司為避免在中國仲裁的被動局面,故搶先在美國提起侵權之訴。在該案發生以后,中國公司一方面積極聘請美國律師在美國法院提出管轄權異議,另一方面以違約和侵權的雙重訴因在中國涉外仲裁機構提起仲裁。
由于中國公司在訴訟和仲裁方面采取了強有力的措施,該糾紛最終以A公司向中方支付200萬美元的庭外解決方式結案。
圍繞著這項糾紛所進行的在美國的訴訟和在中國的仲裁,其所面臨的先決問題就是爭議事項的可仲裁性問題。盡管雙方的合同中載有仲裁條款,但美國公司卻在美國法院提起侵權之訴。中方聘請的美國律師的管轄權異議的理由就在于:雙方的合同中存在仲裁條款,而根據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侵權行為屬于可仲裁事項,故雙方當事人之間的爭議應通過仲裁方式解決。
盡管本案通過庭外和解結案,然而,本案倘若被美國法院裁定應在中國以仲裁方式解決爭議,這兩方當事人之間的糾紛未必就能通過仲裁程序而一攬子了結。因為按照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仲裁規則》,該仲裁委員會理所當然可以審理包括侵權行為在內的非契約性糾紛案。然而一旦該仲裁委員會就本案包括版權和不正當競爭的侵權問題作出裁決,中國公司在美國申請承認及執行時,其后果仍然將是不確定的。其原因就在于:在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時,判斷爭議事項是否屬于可仲裁解決的事項,通常要同時適用仲裁機關所在地法和執行地國法,只要其中一國的法律認定所爭議不能通過仲裁方式解決,裁決就將被拒絕承認及執行。因我國的《仲裁法》僅規定“其他財產權益的糾紛”可以仲裁,并未直接規定非契約性的侵權行為屬于可仲裁事項,特別是關于不正當競爭的侵權糾紛的可仲裁性問題,更是誰也沒有涉足的空白點;而我國的司法判例在1987年4月22日《紐約公約》對我國生效之后,仍確認侵權行為是不可仲裁的。這樣,我國仲裁機構就侵權問題作出裁決,將被認為對侵權行為之申請不具有管轄權而超越權限,最終影響有關裁決的效力。
(四)
基于上述法律和事實的分析,筆者認為,“可仲裁性”問題并非一個簡單的仲裁制度中的純理論問題,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仲裁協議的效力和仲裁裁決的承認及執行等重大權利和經濟利益。
此外,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力度不斷加強和國際社會對知識產權保護越來越重視,貿易、投資等過程中的知識產權因素將愈加重要,而商業活動中的各種不正當競爭行為也愈來愈多,由此產生的合同糾紛與侵權行為競合的現象也將增多。通常在國際性的商業交往中當事人普遍在合同中約定以仲裁方式解決爭議,但是在違約與侵權行為競合時,爭議事項的“可仲裁性”的判斷將直接影響到當事人能否以仲裁方式迅速解決糾紛,特別是侵權糾紛。
鑒于我國《仲裁法》對可仲裁解決的爭議事項的規定與1958年《紐約公約》的規定不完全一致,而過去的司法實踐更是明確排除了侵權行為的可仲裁性,所以,筆者認為,實有必要對此問題展開討論,并由我國的立法機關在日后的法律修訂過程中吸收討論的有益成果。在此之前,需要我國最高人民法院根據我國所參加的國際公約,充分借鑒各國在此問題上的有益經驗及發展趨勢,就具體案件作出合乎國際慣例的解釋。唯此才能促進我國的涉外經濟貿易仲裁事業的發展,使我國的涉外仲裁機構真正成為有國際影響的商事仲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