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向關聯度影響下的服務貿易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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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定量考察中，研究主要在綜合考慮發展階段差異、雙邊國家在服務貿易中所處相對地位差異等基礎上，對制造環節生產活動外向關聯度、服務環節創新活動外向關聯度和服務貿易發展基本情況及其變化規律展開定量描述。為保證結論的可靠性，根據數據可得性，實證研究考察樣本國家包括22個發達國家以及25個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發達國家包括:澳大利亞、奧地利、比利時、加拿大、丹麥、芬蘭、法國、德國、韓國、愛爾蘭、意大利、以色列、日本、荷蘭、盧森堡、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國和美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包括:阿根廷、巴西、捷克、智利、中國、中國香港地區、愛沙尼亞、希臘、匈牙利、冰島、印度、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羅馬尼亞、墨西哥、新西蘭、俄羅斯、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南非、泰國、土耳其和波蘭。具體指標構建中，在同時考慮進口和出口兩個方面的基礎上，服務貿易發展規模衡量用總進出口表示，簡記為sertrade。核心變量包括兩個方面:①制造環節生產活動外向關聯度(prod－conn)。用一國對其他國家制造出口/全球制造總出口比例加上從各國制造進口/全球制造總進口比例表示。②服務環節創新活動外向關聯度(serrd－conn)。參考Shih等研究，重點從各國經由國際貿易所形成的對內和對外知識外溢角度，借鑒社會網絡分析方法，通過知識外溢矩陣對各國家或地區在創新網絡組織結構中的外向關聯度加以考察。首先對知識外溢的衡量方面，研究主要依據Coe［11］基于國際貿易途徑下的知識外溢構造思路，基本關系表述為:Spill－outijt=wijtRDit。其中，Spill－outijt代表i對j的知識外溢規模。wijt代表i國知識外溢到j國的相對可能性，具體用i國對j國出口占i國全球總出口比重表示。另一方面，突破Coe［11］等代表性研究采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間接體現一國創新能力做法上的局限，這里更直接關注了一國創新能力的真實狀況。即針對基本關系式中RDit所反映的i國t期知識存量規模，研究以不變價格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國內總研發經費支出(GERD)為基礎來構造。更具體而言，結合OECD數據庫提供的、以2000年不變價美元為基準且經購買力平價匯率換算過的數據，研究選取了時期較早且能保證數據完整性的1988年為基期來確定初期資本存量。
進一步設定折舊率水平為10%，進而采用永續盤存法，獲得歷年各國研發知識存量。類似地，外部知識獲得(Spill－inijt)本質上與知識外溢是一樣性質，只不過是從反方向來考察一國獲得外部知識溢出的潛在規模狀況，在上面基本關系式基礎上，這里權重wijt代表i國從j國的進口與j國總出口比例，RDit為j國t期知識存量規模。最后，基于前述一國對其他國家知識外溢(Spill－outijt)和一國從其他國家獲得外部知識(Spill－inijt)，分別構造包含n個國家的知識外溢矩陣M－OUTn×n和外部知識獲得矩陣M－INn×n。分別計算外向度水平(out－degreecentrality)和內向度水平(in－degreecentrality)。進而對每一個國家或地區，將外向度和內向度水平值求和，即代表了其在全球創新網絡組織結構中的相對地位和創新活動外向關聯度水平。對數化處理由表1可見，隨著時間的推移，雙邊服務貿易規模(sertrade)、制造環節生產活動外向關聯度(prod－conn)和服務環節創新活動外向關聯度水平(rd－conn)大多存在不同程度提高。僅有例外情況是在發達國家與發達國家間合作所形成的“北北型”合作關系中，完全核心國家間雙邊服務貿易總量規模水平和制造環節生產活動外向關聯度水平反而有所降低①。這在一定程度上凸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合作所形成“南北型”合作關系下的相關指標增長，才是構成總體指標增長的主要原因。當然從絕對規模比較來看，還是“北北型”合作關系要顯著大于“南北型”合作關系下的表現。進一步結合完全核心國家間與非完全核心國家間(具體包括核心與外圍國家、外圍與外圍國家間兩種情況)服務貿易分類比較可見，三個指標也均是完全核心國家間平均水平要顯著高于非完全核心國家間。顯然，完全核心國家間更優異表現除得益于美、日、德所扮演領頭羊角色影響外，還得益于中國和印度兩個發展中國家的快速增長。
二、經驗實證結果與解釋
1．變量選擇和來源說明在定量考察基礎上，下面借鑒學者Kox等［2］類似研究處理方法，通過對能較好處理雙邊貿易發展問題一般引力模型所涉及影響因素的必要拓展，重點關注了外向關聯度影響，設定具體回歸方程形式如下。，為其他待估參數;coungdp、partgdp代表引力模型構建必需的雙邊國家市場規模大小，disij則代表引力模型構建必需的雙邊地理距離，Zijt為一系列控制變量，εijt為隨機擾動項。為降低異方差影響，對除虛擬變量外的其他變量均作了對數化處理，ln為對數化符號。參考LejourA①、KoxH②等研究，其他控制變量的選擇和衡量如下:①人力資本(hr)。人力資本素質高低不僅會影響雙邊服務貿易的發展規模，更有可能影響服務貿易質量。這里用每千名雇傭人員中的研發人員數表示。②通訊基礎設施(commu)。相比貨物貿易，便利通訊對具有無形性特征的服務貿易發展而言是更重要基礎條件。此處用每千人網絡線路保有情況表示。③文化與法律制度環境差異。為降低服務貿易發展中的諸多不確定性，是否具有相同的文化與法律制度環境也至關重要。研究通過設置如下虛擬變量來考察:clang表示雙方是否具有共同語言，是為1，否則為0，其體現了合作雙方的歷史文化淵源。cleg表示雙方是否具有共同的法律淵源，是為1，否則為0;rta表示雙方是否同在某區域一體化組織，是為1，否則為0。這兩個變量不同角度體現了合作國家之間的法律制度環境相近性。④共同地理邊界。盡管共同地理邊界對雙邊貨物貿易流的促進作用已得到較多認可，但該方面因素對服務貿易的影響仍有待考證。這里同樣通過設置虛擬變量考察，即如果雙邊接壤，則contig=1，否則contig=0。數據來源中，核心指標衡量原始數據主要來自OECD官網數據庫。其他指標數據中，雙邊制造貿易發展數據主要來自聯合國貿發會議組織數據庫(UNCOMTRADE)，通訊基礎條件數據來自世界銀行WDI數據庫，文化與法律制度環境、經濟地理因素等控制變量數據則主要來自CEPII數據庫。
2．估計結果和解釋實證方面，鑒于部分國家雙邊服務貿易統計數據存在一定程度缺失，由此導致因變量可能存在“截斷”(truncation)問題，因而采用面板Tobit回歸進行估計更合適。考慮到服務環節創新活動外向關聯度(rd－conn)與因變量雙邊服務貿易水平之間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研究最終采用的是兩階段IV－TOBIT估計。對工具變量的選擇，由于需要保證它們與服務環節創新活動外向關聯度緊密相關，同時又要滿足與服務貿易水平不直接相關，因此，研究主要借鑒Lewbel［12］方法，即構造關鍵自變量與其均值差值的三次方項表示。由表2回歸結果來看，在總體估計方程Ⅰ基礎上，估計方程Ⅱ進一步考慮了可能存在的內生性作用。對比可見，在相關變量影響未發生根本性變化基礎上，顯然考慮內生性作用下的工具變量估計使得方程整體擬合情況有了進一步改善。在總體樣本考察基礎上，出于穩健性要求方面的考慮，研究同時結合不同維度下的樣本分類，同樣采用兩階段IV－TOBIT估計做了進一步分析。總體來看所有方程整體擬合情況均較好，大多數變量都通過顯著性檢驗并與實際相符。作為引力模型構成中的基本變量，無論總體回歸還是分類子樣本回歸，雙邊國家市場規模影響(coungdp、partgdp)大多都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地理距離(dis)作用則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關注核心變量作用，制造環節生產活動外向關聯度(prod－conn)邊際影響在所有方程中均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由此證實價值鏈國際分工格局下，雖然不同國家和地區最早可能突出表現為基于制造環節生產活動參與其中。但以此為切入點，得益于制造和服務活動之間緊密的產業關聯特性，制造環節生產活動外向關聯度的提升還是能夠對一國服務貿易總量規模增長形成明顯推動作用的。進一步分類比較可見，隨著時間的推移，制造環節生產活動外向關聯度邊際影響還有所提升。
分類樣本考察結果中，雖然制造環節生產活動外向關聯度影響在“南北型”合作模式和“北北型”合作模式下均為正，邊際影響差別也不是很大，卻不能簡單地認為兩者實質上是等同的。因為“南北型”合作模式下，發達國家基于維護自身利益方面的考慮，在價值鏈國際分工格局下，會極力控制甚至阻礙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沿價值鏈的升級。受此影響，發展中國家參與價值鏈國際分工存在的鏈內“固化”風險是最大不利因素，其會顯著削弱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制造環節生產活動外向關聯度水平提升帶來的邊際促進作用。在此處比較結果中，即表現為“南北型”合作模式下的制造環節生產活動外向關聯度影響，并沒有表現出明顯高于“北北型”合作模式下影響的特點，甚至還略低一些。進一步比較而言，基于完全核心國家間雙邊貿易與非完全核心國家間雙邊貿易劃分下的考察結果則顯示，制造環節生產活動外向關聯度提升對完全核心國家間雙邊貿易發展的邊際促進作用要顯著小于非完全核心國家間雙邊貿易發展。由于居于核心圈的主要是美、日和西歐等發達國家，其經濟結構的服務化水平已相當高，在邊際效應遞減規律的影響下，核心國家制造環節生產活動外向關聯度水平提升并不會更高效促進雙邊服務貿易的進一步發展。這也揭示了核心圈內國家大力拓展外圍合作關系，導致價值鏈國際分工不斷在更廣空間范圍內擴張的部分緣由。而從另外角度理解，拓展外圍國家之間基于價值鏈國際分工下的合作關系，不僅能夠降低居于核心圈美、日和西歐等發達國家的鏈內“固化”風險，也能夠實現外圍國家之間的“雙贏”。服務環節創新活動外向關聯度(rd－conn)水平提升邊際影響也都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與制造環節生產活動外向關聯度提升在分類樣本考察下的影響作用特點類似，隨著時間的推移，其邊際影響不僅在兩個階段均為正，且同樣有所提升。分類情況下的比較結果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南北型”合作模式下，發展階段差異決定了對其中代表“南方”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服務環節創新活動外向關聯度水平提升不僅意味著其能夠更好獲得相對稀缺、主要來自“北方”國家的外部知識溢出，同時意味著其自身不斷提升的外溢知識吸收潛能。在以上兩方面共同作用下，比較結果最終也表現為服務環節創新活動外向關聯度水平提升，在“南北型”合作模式下的邊際影響作用更突出。分類比較結果還可見，服務環節創新活動外向關聯度提升，反而表現出對完全核心國家間雙邊貿易發展更高水平的促進作用。由于此處核心國家包括印度和中國，正是這兩個國家各自通過發揮要素稟賦和規模經濟等后發比較優勢并由此融入核心圈，最終使得服務環節創新活動外向關聯度邊際影響在完全核心國家間雙邊貿易發展中的表現反而略高一些。
三、結語
基于跨國面板數據，研究通過經驗實證，探討了開放條件下制造環節生產活動外向關聯度與服務環節創新活動外向關聯度對雙邊服務貿易發展的影響。主要結論性觀點證實，隨著制造外包活動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特點的增強，一國或地區制造活動外向關聯度提升愈發表現出對其服務貿易發展的顯著推動作用;服務創新網絡外向關聯度提升的推動作用亦表現得更突出，尤其對“南北型”合作模式下發展中國家服務貿易的增長作用。同時在勞動關系管理中引進服務理念———建立和諧、共贏的勞動關系［13］。根據結論，研究得出以下啟示:①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更充分釋放制造環節生產活動外向關聯度提升帶來的推動作用是重要的。因為它仍會在較大程度上影響其服務貿易發展水平，進而決定發展中國家突破低端鎖定陷阱并沿價值鏈攀升的可能。②較高地域集中性是中國制造環節生產活動外向關聯度發展的一個突出特點。在進一步發展中，應重視兩方面突破:其一，以戰略新興產業發展為契機，繼續加強與美歐等發達國家在高技術密集制造領域內的合作，以此帶動高端服務發展;其二，深化同毗鄰發展中國家間的分工合作，為本土經濟轉型升級騰出更廣闊空間。③本土服務領域創新能力的顯著提升將決定我國同發達國家在服務環節創新活動外向關聯度層面互動影響的主動性。
作者：高永祥單位：金陵科技學院學生工作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