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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智慧、實踐智慧、教師實踐智慧含義概說
先哲和學者們關于實踐智慧的論述,從蘇格拉底、柏拉圖到亞里士多德,再到后來的奧迪、以里弗、鄧恩等,還有我國學者關于實踐智慧的探析,無論是哲學范疇的思辨,還是教育范疇的追問,實踐智慧總的來說它是來源于人類實踐,超越于人類實踐、服務于人類實踐的。具體指向于人類實踐領域中主體人的能力品格,具有知識性、價值性、主體性、情境性和綜合性等特性。
教師教育實踐智慧概說。我國教育界關注和研究教師教育實踐智慧起步比較晚,可查的資料應從1995年始,且以談教師教學實踐智慧的文章居多。如教學實踐智慧是既不同于理性智慧,又不同于實踐知識的二者有機結合;教學實踐智慧是教師在現實的教育情境中,對教育的合理性追求,涵蓋教師的智能素養和人文素養。綜合近年來國內學者關于教師教學實踐智慧與教育實踐智慧的論述,本文所持有的關于教師教育實踐智慧的觀點是:在特定的教育情景中,教師個體在解決紛繁復雜的教育問題、處理各種教育關系和矛盾的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獨特的能力和職業品行,具有個體獨特性。它來源于教師知識、經驗的積累,蘊含、表現于教師的職業品行、教育能力、教育藝術中,在教育機智中彰顯教師的教育魅力。特定的教育情景是教師教育實踐智慧賴以生發的客觀環境,教育情境中,教師知識的建構、經驗的積累是教師生成教育實踐智慧的基礎,職業品行、教育能力、教育智慧、教育藝術、教育機智是教師教育實踐智慧的表現。
因此,教師沒有知識的建構、經驗的積累,便沒有教師教育實踐智慧的生成。知識的建構、經驗的積累,在教師實踐智慧的生成過程中、在量上遵循遞加的法則。而實踐智慧一旦形成,在智慧運行的原理中、在量上知識又遵循遞減的法則。實用主義教育家、哲學家杜威曾經指出:“教育上應區分兩種人:一種是‘擁有許多信息的人’;另一種是‘睿智的人’。前者擁有一大堆二手知識,這些知識非但無助于其經驗、智慧的生長,反而有可能阻滯其基本的沖動、鈍化其天然的敏感性;后者則是機智的、消息靈通的,并善于處理他所遇到的各種問題。教育的目標應該是培養‘睿智的人’,這就需要把信息與個體的積極的直接經驗結合起來,并把信息應用于個體的直接活動”。杜威這里所說的“擁有許多信息的人”,就是擁有大量教育知識、經驗的人,“睿智的人”就是具有教育實踐智慧的人,二者是對立中的統一。知識不等于智慧,但智慧必然來源、生成于知識,超越于知識的另類表達方式和表征方式,是教師教育實踐活動追求的現實理想和境界。
二、教師個體知識是教師教育實踐智慧生成的基礎
關于教師知識是什么,本文不作繁雜的概念界定。通常意義上講,教師知識就是指教師從事教育、教學實踐活動所應具備的全部知識,是教師職業專業化的基礎,也是教師教育實踐智慧生成的基礎。雖然農民種田、工人做工也需要知識,但都沒有教師教育實踐活動對知識的依從度高,盡管科學家的科學研究工作也需要大量的知識,但教師擁有和使用的知識和科學家是不一樣的。正如杜威所說的那樣,教師教育實踐活動中教師所擁有和使用的知識,目的是使其心理學化為學生可理解的東西。在這里,所運用的教師概念作特別邏輯上的說明,文章中所使用的教師概念,是“個”概念,不是“類”概念,因此教師知識是指教師個體知識,而不是指教師群體知識,其品質具有個體獨特性。
(一)教師教育知識概說
人們在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中,談起教師總是把教師與知識文化聯系起來,冠以“學富五車”的美名,無論其氣質、行為還是所從事的職業。氣質:“你看那人,文質彬彬的像個老師”;行為:“你看人家到底是老師,舉手投足多斯文,說話多有文化,看問題透徹到位”;職業:“要想教給學生一碗水,教師就必須具備一桶水”;“我們某某老師真有文化,知識特別淵博,講課旁征博引、幽默詼諧、游刃有余”。教師儼然成了知識、文化的載體和符號。
世界教師教育發展從20世紀50年代往后,由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帶來的國家競爭,延伸到教育當中,教師素質要求開始由重視知識學歷轉向重專業化追求。教師專業化發展追求的境界是全面提升教師的專業素養,培養有智慧的教師。教師教育不僅要培養有理性智慧的教師,更要培養在理性的光輝照耀下,具有實踐智慧的教師。因為教師的勞動總是指向和服務于特定的實踐領域的。回眸中國百余年師范教育的滄桑歲月,我們也曾經自豪地培養出了不少教育名家大師,如陳鶴琴、陶行知、蔡元培、斯霞、魏書生等。審視現實,我們也不難發現,教師隊伍的整體狀況,不容樂觀,教師素養水平整體比較低下,專業化程度不高,教育缺少智慧或者干脆無智慧。以至于2007年7月,光明日報驚呼地發出“師范畢業生為何站不穩三尺講臺”吶喊聲。推究根源,既有客觀原因歷史、也有價值選擇因素,還有認識上的誤區。
1.客觀歷史原因。教師職業的產生和現代教育制度的確立,教師盡管被冠以知識文化的載體和符號,但對教師道德標準的追求始終高于對知識的追尋。教師固然需要有較高的道德標準,立身垂范,“其身正,不令則從;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但對教師到底是一個有“什么樣”知識、文化的人、應該具備“何種”知識結構追問的很少。對教師知識的追問和研究,西方僅始于20世紀70年代,我國只是近10多年的事。上過師范教育的人都知道,盡管教育學教材當中,明確規定了教師應該具備的知識,即文化知識、專業知識和教育理論知識,其實,深究起來,談的太抽象、概括和類化,缺乏個體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在教師教育實踐中,表現為行之無效或行之效少。
2.價值選擇的因素。制度化教育發展進入20世紀后,由于受行為主義心理學的盛行和影響,教師的培養和訓練更多關注的是教師課堂教學行為的操練,企圖在復雜的教育情境中,尋找有效教學的普適性標準和教學技能。行為主義心理學對教師外在行為簡單的“刺激———反應”強化,掩蓋了教師內在知識對教學效果的影響,今天的學校教育、教學還留有深重的胎記。因此,當時光進入20世紀70年代后,隨著行為主義心理學的日漸沒落和認知心理學的興盛,人們從認知心理學的角度來審視教師的教學過程,認為教學為作為人類特有的作一種認知過程,更多的是教師內部知識的認知活動過程,而不僅僅是簡單的外顯行為的模仿、學習。由此,教師教育的歷史,終于掀開了對教師知識的關注與系統研究。
3.認識上的誤區。人們在追問教師專業化程度不高,教育實踐缺乏智慧的時候,總是善于、也習慣于把目光漂浮在內容和方法的適切性、教師教育措施不得力等問題上,很少關注教師實踐智慧生成的知識基礎問題.好像忘記了:知識是能力的基礎,同樣是智慧的基礎,教師個人的技能、態度、意識、情感、意志等方面的發展都是以教師所擁有的知識為基礎的。教師的教學行為受他所擁有的知識支配。
一個教師有什么樣的知識基礎,就會有什么樣的教學行為,教師的知識是教學行為的基礎。正如教育哲學家石中英所指出的“人們所有目的的實踐行為,都是受知識支配的,或者說,是由知識建構的.一種有目的的實踐行為的背后,就有一套系統知識基礎的存在。不存在沒有任何知識基礎的有目的的實踐行為”。“教師的知識對其教學有廣泛的影響,教師的知識和認知,影響到教師教育教學的各個方面,如教師對課堂的理解、對教科書作用的認識、對學生的看法、與學生的關系等”。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教師有‘什么樣’的知識,以及‘怎么樣’表達他們的知識,對學生的學習至關重要”。
(二)教師知識類型
1.教師知識名實不符。在我國,有關教師知識的問題,既被高度重視又被高度忽視。“高度重視,是因為千百年來一直強調教師所擁有知識的重要性,所謂‘學富五車’、‘學高為師’,是古代社會對教師的最主要要求,而‘教師要給學生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則是現代社會對教師的主要要求;高度忽視,是因為我們一直強調的是教師的學科文化知識,理所當然地以為學科文化知識就是教師知識的全部,甚至認為專業知識是教師業務水平的標志”。很少思考除了學科文化知識之外是否還應該有其他的什么知識.“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出版的《教育學》、《教學論》等著作,幾乎都把教師的專業知識,文化知識和教育科學知識作為教師知識結構的全部組成部分。這種對教師知識結構概括、抽象、機械、片面、空洞的認識和理解,不能完全解釋和揭示教師應具備的知識類型,在教師教育實踐中也難以操作把握。2.國內外部分知名學者關于教師知識分類及啟示(1)國內外學者關于教師知識結構分類(見表1-表3)。(2)上述列表中得到的啟示。第一,國外學者關于教師知識的研究觀點具有多樣性;第二,教師個體所具備的知識結構和類型應該是多元的、立體的;第三,學科知識、課程知識、教學法知識等這幾類知識幾乎受到學者們的一致關注。同時,教育管理知識、了解學生的知識、教育情景和環境知識等知識備受關照;第四,凸顯教師個體知識,即關于教師隱性知識即緘默知識的獲得,是教師教育實踐智慧生成的重要知識基礎,教師全部的教育能力、教育機制、教育藝術蘊含其中;第五,舒爾曼關于教師知識的分類,開創了教師教育對教師知識的研究和重視,注重學科教學法的知識范疇,帶給我們研究教師知識問題以全新的研究領域和啟示;第六,我國港臺地區和大陸部分學者,關于教師知識的研究,起步較晚,大約是20世紀90年代末,而且研究成果還比較傳統和落后,基本停留在“老三篇”的思路上,即文化知識、專業知識和教育理論知識。實踐已經證明,這種思想指導下的教師教育,難以構建較為完整、全面、立體化的教師個體知識體系,教師教育實踐智慧生成的關鍵知識缺項,必然影響到教師的專業化發展和其實踐智慧的生成。
知識自身的復雜性以及教育活動的復雜性,決定了教師個體知識的結構和類型必然是一個復雜的系統,科學合理地建構立體化的教師個體知識,不僅要關注教師知識,還要關注教師是如何“識知”和“出知”的,教師教育能做到了這些,我想人類教育的美好家園,定會處處閃爍智慧的光芒。
作者:張文瀚單位:內蒙古師范大學基礎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