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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2004年中國的國有銀行改革的明顯加快

1、適應中國加入世貿之后金融業對外開放的挑戰

到2006年，中國將按照加入世貿的承諾，全面放松對于外資銀行進入銀行市場的限制，中國的銀行業如果不能抓住剩余的2年的過渡期的機會，對國有銀行進行大規模的重組改革，中國占據主導地位的國有銀行難以有足夠的市場競爭力。

2、中國經濟下一階段的持續增長：需要一個高效率的金融體系的支持

中國的改革開放在經濟增長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改革開放以來的平均增長率達到9%以上，但是，由于中國的銀行體系承擔了中國經濟轉軌中的巨大成本，同時也由于銀行體系的低效率，使得中國的銀行體系在轉軌過程中積累了較大的不良資產，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障礙之一。下一階段中國的經濟增長對于金融服務的需求更為強勁，如果不對銀行體系進行全面的市場化改革，就有可能為中國下一步的改革累計新的不良資產包袱。

3、提高中國金融結構的穩定性

中國經濟的增長十分強勁，中國金融業是中國經濟中最活躍的組成部分，其風險狀況對于整個經濟的影響十分顯著，目前中國的金融業總資產20多萬億，17萬億貸款余額，如此大的金融總量對經濟運行來說舉足輕重；如果銀行體制中積累的不良貸款如果規模過大，對于中國的金融體系的穩定也會形成潛在的威脅。

4、中國把國有銀行改革作為金融改革的重點

從目前的銀行改革趨勢看，2006年全面開放銀行業之前是迅速改革國內銀行體系的最后機會。較之1998年的資產剝離，這一次的注資是實質性的資金注入，而不僅僅是名義上的剝離，這是一個相當大的進步，顯示了中國政府對于在2006年之前全面改革銀行體系的決心。反觀一些國家，長期以來因為對銀行體系累計的高額不良資產等問題猶豫不決，導致經濟一直缺乏活力，而到近年來，一些國家的政府也開始痛下非常之舉和多次的增資擴股，使得一些國家的銀行體系有了很大的改觀，基本上已經恢復了它的活力和生機，這給予中國的銀行改革同時以正面和反面的參考和借鑒。長期以來，金融改革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相對來說較為滯后，而金融改革中又以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最為滯后。如果說中國在改革的早期嘗試新設一些市場化的股份制商業銀行——通過增量的改革來觸動國有銀行的改革、施加“外部壓力”的話，那么，現在看來，這種改革思路盡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事實證明并不能真正有力地推動國有銀行轉向商業銀行。因之，此次中國決定注資450億美元外匯儲備資金對兩大國有銀行進行改造，主要是具體考慮到了國有商業銀行在中國銀行體系中一直仍占有支配性、主導的地位，所以必須還要從內部、從治理結構上加大力度全面改革和完善。

二、當前中國的國有銀行改革的主要內容

1、全面的資產重組和財務重組：主要是注入資源進行不良資產的清理

根據中國銀行2002年年報，到2002年底，按五級分類法統計，其不良貸款總額為4085億元，最后損失類貸款高達1874億元。建行至2002年底不良貸款總額為2680億元，其中損失類為569億元，但可疑類亦有1289億元之多。兩家銀行的損失類貸款超過2000億美元，這應該算是其不良資產的底線。用于核銷不良資產的資金主要包括準備金、撥備前利潤和資本金。目前中行的準備金覆蓋率為22.09%，即有近900億元的準備金。建行的準備金覆蓋率為13.4%，即有350億元的準備金。但是，這部門準備金尚不足以彌補損失類貸款，因此需要動用近兩年的銀行利潤來核銷不良資產。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推動下，2002、2003年中國的兩家國有商業銀行——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的經營性利潤均達到500億元人民幣左右。在此基礎上，按照財政部的最新規定，國有商業銀行將財政部原來持有的所有資本金全部用來核銷不良資產。經過初步的框算，經過準備金、新增利潤和資本金以及其他形式的舉措，基本上可以核銷歷史上的不良資產。

2、注資

經過大規模的不良資產清理之后的國有銀行在不良資產比率方面看是一個比較“干凈”的銀行，但是也是一個沒有資本金的銀行，此時以外匯儲備注入資本金，則起到了在新的銀行框架下補充銀行資本金的作用。

2003年，受到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影響，中國的外匯儲備急劇增長了1600億美元，因此即使去掉450億美元，到2003年年底還有4032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仍然高出按照國際標準計算的最優規模。實際上，從1994年中國出現匯率并軌以來，外匯儲備就呈現穩定上升的趨勢。從央行的角度來說，盡管減少了外匯儲備，但是投資科目增加了，過去用外匯儲備購買美國國債，所得到的收益率不過2%，現在將外匯儲備投資于國內的商業銀行，可以更好地分享中國經濟增長帶來的收益。經中國國務院批準成立的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將專門負責向試點銀行注資、并監督注入資金的運營。中國國家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和國家外匯管理局派員組成了公司董事會和監事會。中國中央匯金公司今后將以中行和建行的最大股東的身份，督促銀行落實各項改革措施，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力爭股權資產獲得豐厚的投資回報。

3、產權結構的重組

主要是強調引入具有國際水準的戰略投資者，通過技術轉移、改善公司的股權結構等，促進銀行的治理效率的提高。

4、上市

這主要是指通過促進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在證券市場上市，改進股權結構和公司治理，引進市場的約束，促使國有銀行改進經營管理水平。

5、改革的重點在于促進國有銀行治理機制的轉換

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的改革，此次注入的各種公共資源有8000多億元人民幣，為了促使中國銀行和建設銀行不再制造新的高額不良資產，此次改革的重點在于轉換商業銀行的經營機制，也就是所謂“花錢買機制”。從制度變革的角度看，這屬于強制性的制度創新。

中國的銀行監管部門在這兩家銀行的內部治理方面提出了10個方面的具體要求：建立規范的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高級管理層制度；引進國外戰略投資者，改變單一的股權結構，實現投資主體的多元化；制定清晰明確的發展戰略，實現利潤最大化；建立科學的決策體系、健全的內部控制機制和完善的風險管理體制；整合業務和管理流程，實現機構扁平化和業務管理垂直化；建立市場化和規范化的人力資源管理體制和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實施審慎的會計原則，加強財務管理，嚴格信息披露制度；加強信息科技建設，全面提升綜合服務功能；發揮中介機構的專業化優勢，積極推進重組上市進程；加強人員培訓和公共關系宣傳，做好綜合改革的相關工作。

同時，中國的銀行監管部門還參照全球經營管理水平較好的商業銀行的主要財務指標，對中國銀行和建設銀行制定了包括資本充足率、不良資產比率、資產回報率等在內的7項財務考核指標，督促中國銀行和建設銀行在經營績效方面達到國際銀行業的先進水平。

三、客觀看待中國的銀行體系積累的不良資產及其發展趨勢

此次中國政府對中行和建行的注資，動用了較大規模的公共資源，顯示中國政府支付了中國的國有銀行因為承擔轉軌成本形成的不良資產。

長期以來，國有銀行實際上支付了經濟轉軌的成本，如何處置這個成本，直接影響到銀行未來的改革方向。如果通過全面的不良資產清理和注資，就可以切斷歷史包袱對兩大商業銀行改革的制約，在銀行市場形成新的競爭格局。實際上中國政府以前曾經嘗試也期望國有銀行靠自己內部管理完善，靠內部的經營能力慢慢消化歷史形成的包袱，但事實上龐大的不良資產包袱不但拖累四大銀行，還使得難以在客觀上對國有銀行的經營狀況進行一個客觀的評價考核。通過注資和一系列的改造，可以使中行和建行先行一步，同時在中行和建行的改革改組中證明行之有效的舉措，也完全可能在其他國有商業銀行中借鑒實施，從而對整個國有銀行的改革發揮積極的示范作用。

1、中國的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的歷史形成分析

根據初步的統計，在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中，30%不良貸款的形成來自于各級政府干預，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干預；30%的不良貸款來自于對國有企業的信貸支持。根據中國人民銀行2003年的調查統計顯示，目前國有銀行超過50%的貸款是向非國有企業（包括外商投資企業、民營企業、以及個人住房抵押貸款、個人助學貸款和個人汽車信貸）發放的。10%的不良貸款是由于國內部分地區法律環境較差、法制觀念薄弱所導致的。15%來自對部分行業如軍工生產的轉型所導致。

因此，總的來看，僅有20%的不良貸款是由于國有銀行自身管理經營不善所造成的。因此，雖然不良貸款總體規模較大，但是比較而言，國有銀行自身原因形成的不良貸款比重并不高。

2、中國當前具備了解決銀行體系不良資產的有利條件

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提高了社會各界對于銀行體系穩健經營重要性和金融體系脆弱性所可能帶來的巨大的金融風險的認識，推動了中國的決策層下定決心改革國有銀行體系。

在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中國政府已經基本放棄了對國有銀行的行政干預。

中國的政府部門已經從法律角度明確了商業銀行決定貸款的自主性。

中國的政府已經逐步放棄了對國有企業的貸款義務。

中國90年代中后期開始的持續、穩定的經濟增長，為改革創造了條件。經濟的持續增長使得利用現有資源改革國有商業銀行成為可能。

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不斷深入，一些國有大型企業上市步伐的加快，國有企業經營狀況的改善也為商業銀行解決不良資產比例過高的問題帶來了可能。

亞洲金融危機使得監管機構和國有商業銀行開始關注降低不良資產比例的問題，到目前為止，中國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比重比危機之前下降了近50%.

值得注意的是，有關法律法規，包括《破產法》、《證券法》和《公司法》等均在進一步的完善修訂之中。

新增貸款質量相對優異，近幾年的新增貸款的不良資產比率在2%以下，達到了國際先進水準。

中國強勁的經濟增長帶動的貸款資金需求，為商業銀行化解不良資產創造了積極條件。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在于：快速推進的城市化效應；國際投資向中國轉移的世界工廠效應；以汽車和住房為代表的新興消費品升級效應；民營經濟主導效應；以及重化工業化帶動效應。

另外，中國的監管機構制定了相當嚴格的不良資產考核辦法。以2004年頒發的“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監測和考核暫行辦法”為例，該辦法一是強調“對銀行風險進行全面監控”。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的監測和考核包括對不良貸款、非信貸資產和表外業務風險的全面監測和考核。二是加強“對不良資產余額和比例的雙重考核”。三是體現非現場和現場監管的有機結合。中國的銀行監管部門分別在四家國有商業銀行總行設立“派駐監管小組”，收集、分析四家銀行總行經營管理和綜合改革情況，掌握第一手材料。

四、中國政府對中行和建行的率先改革會產生多方面的積極影響

初步歸納起來，此次中行和建行率先啟動改革，可能產生以下5方面的積極影響：

一是可以切斷歷史包袱對兩大商業銀行改革的制約，在銀行市場形成新的競爭格局。

二是可以促使中國的國有銀行更有效地、自主地配置金融資源，發揮其對經濟增長的支持作用。通常來說，不良資產的下降會帶來銀行貸款投放能力的上升。這次通過大規模注入資金，再配套相應清理不良資產的措施，對于增大國有銀行對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是非常有利的。這也正是國有銀行積極調整資產結構的機會。

三是意味著探索出一條多元化、高效率地利用外匯儲備的新的途徑。

四是隨著這樣注資改造國有銀行，與其說政府是花錢為這些不良資產“買單”，不如說是花錢給國有銀行買了一個新的機制。

第2篇

一、積極財政政策的局限性

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是以社會上存在著一定數量的閑置資源為前提。也就是說，這部分閑置資源依靠市場力量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必須依靠國家的力量，運用國債的形式，才能得以有效的利用。但是經濟資源的總量畢竟是有限的，伴隨著經濟不斷擴張，資源的瓶頸約束遲早是會到來的。如果累計的財政赤字和累積的發債規模已經很大，而擴張性財政政策受慣性影響又收縮不下來，財政從金融市場籌集過量資金，就有可能導致經濟過熱，引發通貨膨脹。因此，經濟資源的有限性，決定了積極財政政策不可能長期實行下去，換句話說，從長期看，我們仍然必須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況且，從理論上說，作為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經濟行為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積極財政政策本來的定位是對國民經濟運行過程中短期性的總量失衡進行反周期調節，調控的對象主要是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的關系。但從1998年以來，我國已經連續5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短時間內仍無法淡出，這個時間跨度顯然已經超出“短期”的范圍。

連續5年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其實施的目標主要放在刺激投資需求上，也可以這樣說，即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所籌集來的國債資金，其政策導向是積極地擴大固定資產投資，來拉動國民經濟的適度快速增長。由于我國投資增長主要依賴于政府增發國債和由國債投資而帶動的貸款所拉動，社會投資增長則相對緩慢。這種性質的投資，主要是靠政府政策性投資行為的推動，市場機制的內在驅動因素較少。它一方面說明政府主導型的投資增長格局仍未有根本改變，另一方面也反映經濟增長對政府政策性投資的依賴過大，社會投資明顯不足。由于政府投資在一定程度上會對民間投資產生“擠出效應”，這將部分抵消財政政策所產生的“乘數效應”。與此同時，財政投資主要是面向基建投資，技改投資明顯減少，且銀行配套資金的貸款部分，也是以中長期貸款為主，因而造成流動資金的明顯不足，即長期資金“擠出”短期資金。同時由于國內大多數企業面臨“相對過剩”的市場環境，且它們的創新能力較低，在“低物價、高成本”的雙重約束下，絕大部分行業的利潤很低。這是當前難以啟動民間投資的一個重要原因。無論從防范財政風險，還是提高投資效率來說，我們都不能再走政府主導型的投資路子，而是應當在穩定市場的同時，促進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的有機結合，大力發展資本市場，使企業可以在市場競爭中實現有生命力項目的融資投資。所以，持續擴大投資需求的根本途徑，是以增加政府投資來帶動和擴大信貸投資，以增加基礎產業投資來帶動和擴大其他方面投資，最終形成全社會“投資乘數效應”。

伴隨固定資產投資的快速增長已經成為擴大內需的主要因素，使得連續多年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速度明顯超過GDP的增長速度，使得投資占GDP的比重已經達到近40%的水平。與此相對稱，消費占GDP比重呈現逐步下降的趨勢。連續多年我國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長速度明顯低于GDP的增長速度，這也是國民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個必須引起重視的問題。從投資與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特點看，投資需求對經濟增長的短期拉動作用是很明顯的。但從社會再生產角度看，只有消費需求才是經濟增長的真正的持久的拉動力量。消費啟動是以家庭為支柱的消費性需求，投資啟動則是以擴大企業投資為支柱的生產性需求。雖然在全部投資中會有一定份額形成居民收入，但這并不會改變投資啟動的基本屬性，即投資啟動主要是著眼于擴大生產性需求。消費需求既是社會再生產的終點，又是社會再生產的起點，投資需求歸根到底是由消費需求派生出來的，在消費需求沒有明顯回升的情況下，投資需求的大幅度回升，只能是行政力量的推動。如果沒有消費需求的支持，不能將行政啟動轉變為市場啟動，這種投資增長與經濟回升是不會持久的。

2002年1月至4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分別比2001年同期增幅回落4.4、0.1、1.2和1.5個百分點。從市場發展趨勢看，國內消費增幅確實出現令人不安的下滑跡象，必須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2002年4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8.7%，增速同比提高10.1個百分點。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僅增長8.2%，投入和供給資源的增長明顯大于國內消費的增長。2002年4月末，城鄉居民儲蓄額高達近8萬億元，同比增長15%，其增速遠遠超出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反映出城鄉居民投資和消費傾向降低。2002年4月，全國消費品價格水平同比下降1.3%，是自2001年11月份以來連續5個月同比出現下降。2002年4月商品零售價格總水平繼續下降，同比下降2.1%，是自2001年6月份開始連續11個月出現同比下降。流通環節的生產資料價格下降4.4%，是自2001年5月份以來連續12個月出現下降。工業品出廠價格下降3.8%，原材料、燃料和動力的購進價格下降4.5%，降價幅度繼續擴大。所有這些都反映近兩年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通貨緊縮的趨勢不僅沒有得到緩解，而且還進一步加深。

實施積極財政政策5年來，宏觀經濟運行所面臨的突出問題，就是城鄉居民消費需求增長的市場驅動力明顯不足，使得投資增長缺乏市場機制的內在推動力。怎樣才能使投資需求旺盛起來呢？關鍵在于消費需求的持續增長。如果沒有消費需求的支持，不能將行政啟動轉變為市場啟動，這種投資增長和經濟回升都是不會持久的。從中長期看，只有把投資建立在消費的有效需求上，共同拉動經濟增長，才能有效擴大內需。消費的拉動歷來在我國GDP增長中占居主導地位，消費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就可拉動GDP增長0.6個百分點。

二、積極財政政策的調整與淡出

自1998年起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增加財政支出及調整稅收政策，更直接、更有效地刺激經濟增長，促進社會穩定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種適度擴張的財政政策。它是針對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變化而采取的熨平經濟周期的調節措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實施多久，不能以具體時間界限來確定，只能根據國際國內經濟發展形勢和國民經濟的運行狀態來確定。由于積極財政政策是一種以需求管理為主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它是以國民經濟中存在閑置資源為前提，以擴大政府財政赤字和增加債務為代價，不僅受到社會閑置資源有限性的制約，還受到財政承受能力的制約。因而不可能一直實行下去。

結合我國實際情況，積極財政政策的淡出，必須具備如下幾方面的條件：

（一）通貨緊縮趨勢得到扭轉，物價實現一定幅度的正增長，并保持一定的穩定性。2002年以來，我國居民消費價格和工業品出廠價格雙雙走低。到6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已連續7個月出現同比下降，商品零售價格連續13個月同比下降，生產資料價格連續13個月同比下降，這種現象值得人們高度關注。

（二）國內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增強，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穩定增長，并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對政府財政投資依賴減弱。統計數據顯示，1996年以前我國民間投資一直保持較快增速，1991-1996年年平均增速在20%以上，增速明顯放慢是從1997年開始的，當年僅8.4%，增速比1996年的16%減緩近一半，此后的幾年間也基本上在10%左右的低位徘徊。1998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速度較快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投資增長比較快，而投資增長主要又是靠發行國債，增加基礎設施的投資。但是，連續搞了5年，很多人都提出，這種積極財政政策應該淡出，財政部長項懷誠也在2002年4月份的國務院新聞會上表示，中國的積極財政政策要淡出。但淡出后如沒有其他投資來頂上，經濟增長速度肯定會掉下來。誰來頂上呢？最關鍵是靠民營經濟。雖然我國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較快，但經濟效益差，所有制結構不合理。僅僅依靠國有經濟的效益來支撐經濟的長期發展是不可能的。

第3篇

關鍵詞:公共政策 問題 對策

政策是國家機關、政黨及其他政治團體在特定時期為實現或服務于一定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目標所采取的政治行為或規定的行為準則,它是一系列謀略、法令、措施、方法、條例的總稱,其本質是一種權威性的社會價值分配方案。作為政府對社會經濟發展實施宏觀調控的重要杠桿,政策能否有效發揮作用。但是我國公共政策執行過程中還存在很多問題。

一、政策執行者阻滯政策執行的原因分析

(一)政策執行過程存在利益沖突,執行者缺乏原則性現代西方公共選擇理論的研究認為,在政治環境中猶如在市場活動中一樣,個人也會最大限度地追求某種個人利益。“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現象就表明,政策執行者的行為從根本上來說是受一定利益驅動的。同時也反映了有些政策執行者本身的道德水平不高,原則性不強,過于重視局部利益、個人利益,從而導致公共政策的失真、失效。公共政策是宏觀的,在執行過程中執行者需要將其具體化從而便于執行。有的執行者正是抓住了宏觀變具體這之間的彈性,充分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或部門謀取利益。政策制定主體的上級政府與作為政策執行主體的下級政府之間存在的利益矛盾和沖突是導致政策執行阻滯現象發生的根本原因。

(二)政策執行者業務能力不高,執行缺乏靈活性公共政策執行的效果與政策執行者的水平密切相關。政策水平主要體現為對政策的理解和把握上,由于政策執行不是簡單的照章辦事過程,而是要根據不同時間、地點、事件等權衡輕重、斟酌緩急做出各種不同的調適,因此執行者對于政策的認知理解就顯得尤為重要。現實生活中,許多政策出現變異現象,就是由于執行者不能準確認知和把握政策造成的。現實政策執行過程中執行者往往由于知識水平或執行能力有限,不能正確地理解具有戰略性和抽象性的宏觀政策,不能認清公共政策的精神實質,即最高目標和最低目標、長遠目標和近期目標的區別與聯系等等原因造成公共政策執行偏差和政治資源的大量流失。

二、監督乏力致使政策執行低效、無效或負效

目前,我國的專門監督機構設置缺乏應有的獨立性和權威。在我國執政黨的紀檢和政府監察等專門機構實質上均屬于同級黨委和政府的組成部分,是其直屬機構,監督機構的主要負責人一般也由同級黨政領導成員兼任或由同級黨委和政府委任,人事編制、工資福利、財政等也掌握在同級黨政領導手中,導致監督乏力。尤其對縣、鄉(鎮)基層政府而言,這一缺陷表現更加嚴重。另一方面社會監督包括群眾監督和新聞輿論監督也基本不起作用,群眾監督由于受到信息封鎖,甚至害怕打擊報復而忍氣吞聲;新聞輿論監督又由于縣、鄉(鎮)地處偏遠,政策對象缺乏監督意識,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侵犯可以向什么機構反映。

三、避免政策執行者阻滯政策執行的措施

(一)提高政策執行者素質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政策執行的原則性和靈活性是統一的。能否使政策精神貫徹始終,執行到位,結果成功,政策執行者的責任感、敬業精神和工作能力是十分關鍵的。只有具有較高的思想政治覺悟和全局觀念,才能更好的防止和克服、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保護主義,自覺抵制弄虛作假和保護主義等行為。所以,必須首先對政府官員的政治思想和道德作風素質樹立高標準,從嚴要求。強化職業道德,提高自律精神;樹立整體觀念、紀律觀念和法治觀念;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關系,從而自覺主動地執行公共政策,自覺唾斥各種不良動機和落后思想,堅決抵制各種腐敗行為和錯誤思潮。政策執行者的認識水平、業務能力直接決定著政策的目標選擇以及執行質量。所以在選用人才時就要把好關,建立一套科學的公務員錄用制度。同時通過對政策執行者的實踐培訓,提高其理論水平、專業水平以及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和明辨是非的能力,為有效的政策執行奠定基礎。只有這樣,才能使政策執行者把提升自身素質和有效政策執行結合起來,減少、避免和及時糾正政策執行中的種種偏差行為,提高公共政策執行的效率與質量。政策執行者的素質普遍提高了,政策執行中存在的曲解政策、截留政策等問題,就會得到切實有效的解決。

(二)加強規范監督

1.完善法律、法規

實現依法治國,堅持依法行政必須加快立法步伐,改變某些領域無法可依或有法難依的狀況。要對那些過時的、相互間存在相沖突、相抵觸的法律、法規進行修改和清理。改變實施細則滯后、法規不配套現象,盡可能使法律法規及規章同步出臺,并加強立法解釋工作,使法律規范更加適應實際,操作性更強,以解決有法難依問題。在行政程序方面,規范行政為達到行政目的而必有經歷步驟、采用方式、以及實現這些步驟和方式的時間和順序,制定和完善行政程序法,從而完善行政法律體系,保障行政機關依法行政。

2.建立有效執行機制

行政監督機構對行政權力機關的依附性大大削弱了其本身的職能。所以首先要保證行政監督機構的獨立地位,打破行政機關集權利、監督于一身的現行體制,加強對行政機關的監督。要避免阻撓政策執行或違背政策行事的類似情況發生,還必須對執行者的行為實行全程監督,規范其權力行使,約束其行為選擇。把政策執行控制在法律秩序的范圍內,使違法責任落實到具體人的頭上,使政策合法執行。建立健全的責任追究制度,合理劃分職權、科學規劃職位、明確規范職責,就等于是建立起一套有效的風險預警機制,使政策執行中出現問題后,就能夠得到及時的處理和解決。

3.加強社會監督

社會監督是相對于國家性質的監督而言的一種非國家性質的監督,其主體不僅包括各種社會團體和輿論傳媒,而且還包括各種群眾自治組織以及公民。加強社會監督首先要確保信息溝通的廣度、深度和真實度。目前,我國政府公共政策的傳播機制還很不健全,如傳播渠道少、傳播過程干擾多、信息失真率高等。要完善公共政策的傳播機制,就要改革以往高度一元化的信息傳播體制,建立并完善多層次、多功能、內外溝通、上下結合的信息控制網絡,增加政策執行的透明度,實行政務公開制,公開政策執行內容,公開執行程序。同時還要建立起政府與公眾之間的互動機制,使公共政策能真正地深入人心,引導公民了解政策體系,信賴政策體系,支持政策體系。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