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新公共管理視野下經濟學學理分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政府管制的經濟學闡釋

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認為，在市場經濟出現某些不符合完全競爭市場的假定時，市場機制的失效將導致“市場失靈”，此時需要政府行為替代市場機制對市場扭曲加以矯正。因此，政府通過各種規制行為（反壟斷、價格管制、信息公開、產權界定、污染額度審批、提供并管理公共服務等）在有限范圍內對市場機制加以矯正、控制甚至替代有充分的思想基礎。正如薩繆爾森所說：“一只經修補的看不見的手也許比純粹的自由放任或無限制的官員的政治規則的制訂的極端情況更有效率。”如果說新古典主義對政府管制行為的合理性還僅限于其對市場缺陷的彌補和修正的話，那么20世紀30年代以后興起的凱恩斯主義則將政府的功能增強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凱恩斯認為政府是公正的，民主政府通過各種利益集團的多元化競爭能夠較準確的反映社會意愿并為公眾謀得利益，政府是市場的合理調節者，政府將可以借助于其所擁有的公共財貨和國家信用的運用及示范主動性地調節經濟中的注入和漏出，管理社會的有效需求，實現經濟的均衡增長。在市場經濟體制中，政府干預企業經濟活動的方式可以分為五種（見圖1）。其中，通過普通法、國有化和宏觀調控干預經濟的活動基本上可以歸為政府的宏觀行為，反托拉斯和管制屬于政府的微觀行為。反托拉斯法①即使是在西方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引用成功的案例也不多，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趨勢加快以后，各國政府從增強本國企業國際競爭力考慮，援引反托拉斯法拆分本國企業的更是寥寥無幾。因此，管制、放松管制與再管制的實踐是政府微觀行為的主要方式。

二、新公共管理背景下政府管制的收益成本比較

政府在經濟領域的管制行為主要表現為通過行政許可（即行政審批）實施經濟規制，利用行政手段對資源配置、產品及生產要素價格的制定以及企業進出市場的條件等方面進行行政限制與約束。新公共管理理論認為，政府在一些領域的管制行為是對市場缺陷的糾正，應有嚴格的法律基礎和經濟效益標準，并在嚴格的行政產權界定的邊界內得到合理的增強；而在另一些領域的管制行為，則要改革、清理和放松，積極引入市場機制替代政府管制實現資源配置。

（一）政府管制對市場缺陷糾正的收益政府管制在糾正市場缺陷過程中的收益表現為：（1）當資源和經濟活動具有明顯的經濟外部性時，政府采取市場準入的行政許可、確立環保標準和制定對發明及創新者的保護與激勵，有助于限制外部負效應的產生和增進外部正效應的擴散及供給。（2）當資源無法規避免費搭乘而導致資源使用的擁擠和競爭無序時，政府實施進入市場的行政許可將解決擁擠和經濟運行的紊亂。（3）當資源具有稀缺性、耗歇性和不可再生性的特點時，政府進行行政管制可以避免資源的破環和滅絕，保證經濟與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物質基礎。（4）當產品和服務的供給呈現顯著的規模經濟而使產業具有經濟壟斷特征時（電信、電力、供水、供熱等），政府賦予其壟斷經營權并對其實現經濟、法律環節的規制，會充分發揮適度規模帶來的成本降低和供給提高。（5）當某些資源價格的形成，存在談判雙方實力不對等或信息不對稱而造成利益侵犯時，政府保證信息通暢和實行限價措施的管制行為，將有助于保護弱勢集團的利益和形成市場的有序競爭。（6）當經濟出現持續的低迷并導致經濟主體的經濟預期喪失時，政府財貨的運用將會改善預期和引導民間投資和消費增長，盡快擺脫經濟困擾。（7）當經濟社會需要長期的市場競爭以形成產業的聚合并利用主導產業實現經濟起飛時，政府對資源投向的引導及對主導產業形成與發展的激勵，能夠加快一國資源稟賦和經濟結構的升級并實現欠發達國家的趕超式發展。（8）政府管制如果以公開而透明的法律規章得以表現，那么就將在整個經濟社會中確立起一套引導經濟行為的有序規則，有效解決經濟中不對稱信息所造成的囚徒困境的尷尬。

（二）政府管制扭曲經濟結構的成本新公共管理運動在承認政府管制行為能夠在有限領域交易費用極小化而實現對市場缺陷糾正的同時，也認識到政府管制行為會造成經濟結構扭曲，使經濟運行承擔較為高昂的社會成本，從而主張放松政府管制。第一，由于進行行政決策和實施政府管制的人一樣是有趨利動機的經濟人，謀求自己或自己集團利益的最大化，而且缺乏像法人企業那樣的利潤及成本的硬約束。因此，政府行為將塑造公共利益的最優，本身就是一個過于理想化的判斷。即便政府管制的動機是公共利益，限于信息及知識的缺乏和社會公眾福利函數的不一致，政府管制的結果必然是一方獲益另一方損失的“零和博弈”。第二，政府管制行為尤其是行政許可制度，使政府享有稀缺資源（如土地使用權、市場準入許可等）的分配處分權和剩余索取權。如果稀缺資源的獲得采取非競爭性的方式而又缺乏有力的行政監督，會使行政權力出現濫用，犧牲公共利益的非生產性的尋租行為將會敗壞政府形象和政府管制的聲譽、破壞市場競爭的秩序和規則、打擊經濟主體的創新意識。而經濟結構交易規則、公共利益和資源配置的扭曲，會使社會經濟出現嚴重的外部負效應。因此，政府管制實際上導致了經濟運行的交易成本上升。第三，行之有效而又科學規范的政府管制行為的確立和實施，得益于完全信息的獲得和磋商協調機制的效率。界定產權，搜尋、甑別和處理信息，并進行社會公眾之間漫長而又耗費巨大的磋商和舉行行政行為審議“聽證會等”，使政府管制承擔高昂的會計成本和機會成本。而為了能使政府管制具有帕累托改進的性質，實行公眾之間的利益“補償協議”，也會導致經濟社會資源轉換的成本增加。第四，在構建一個由一部分人管理另一部分人的政府管制系統時，最大的困難在于必須首先使政府有能力控制那些被管理的人，而后使政府能夠控制其自身。因此，縱使政府管制是有效率的，也必須界定政府管制行為的邊界和對其進行必要的監督和評價。而監控成本的出現也就在提高政府管制成本的同時，又造成機構龐雜和預算增加，從而減弱管制行為的靈活性和效率。

三、新公共管理背景下政府管制的變遷模式及誘因

管制是政府直接干預微觀經濟主體活動的一種行為方式，是對市場機制的替代。丹尼爾?F?史普博認為，管制是行政機構制定并執行的直接干預市場配置機制或間接改變企業和消費者供需決策的一般規則或特殊行為。[1]44-48管制的產生是與市場失靈相聯系的，是政府克服市場失靈的一種代替競爭政策的治理機制。政府管制與市場機制之間的相互替代不是靜止不變的；相反，這種替代是一種動態的過程。也就是說，當市場機制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即出現市場失靈時，政府就通過管制以矯正和改善市場機制內在的問題，干預資源配置。同理，當政府行為不能實現資源的最佳配置，而且產生了尋租、腐敗等扭曲資源配置的市場績效，也就是出現管制失靈現象時，政府將放松管制。政府管制的這一動態變遷模式，如圖2所示。圖2政府管制行為變遷隨著市場條件改變和結構性的經濟變化，政府干預市場的形式是不斷變化的，政府管制行為的變遷更為明顯，“政府管制的歷史是不斷變換政府行為的重點和焦點的動態過程”[1]44-48。

（一）市場條件的變化是放松管制的外在誘因20世紀70年代以后，西方國家在通訊、鐵路、公交、航空及銀行等行業開始了大規模的放松管制。從外在因素分析,這些放松管制行為的產生，一方面是為了適應那些影響整個經濟或特殊產業的經濟事件，例如，公眾對失業和蕭條的不滿、貿易逆差、石油危機等；另一方面，由于市場條件的變化（主要指需求變動）和技術創新的發展，自然壟斷領域內新企業加入所需的技術基礎、最小經濟規模等管制存在的根據已經薄弱或消失，有必要放松對這些產業的管制。[2]251-252在理論方面，伴隨著新公共管理改革的浪潮，鮑莫爾（W.J.Baumol）等人提出可競爭市場理論（TheoryofContestableMarket），為政府重新審視和制定相關產業的管制政策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放松管制有了理論基礎。

（二）政府管制失靈是放松管制的內在誘因行之有效的最優管制能夠消除市場帶來的低效率，增加社會福利。然而，最優管制所需要的一系列嚴格條件①不能總是得到滿足，政府常常并不能進行很好的管制，出現管制失靈。卡恩（A.E.Kahn）曾對管制失靈現象提出過批評，認為管制“壓制技術革新，姑息無效率性，引起工資和價格螺旋式上升，發生嚴重的資源無效率配置，引起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那樣的無益競爭擴大，拒絕采取在競爭市場中所提供的收費多樣性和質量選擇”[3]17。卡恩的批評有些過于嚴厲，但也反映了當時要求放松管制的強烈呼聲。由于20世紀70年代出現的市場條件和經濟結構的變化以及一系列經濟事件的影響，特別是發生了管制失靈，美國首先開始實行放松管制，其后是英國、日本等其他國家，由此，新公共管理運動開始在西方興起，其核心要素就是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放松管制，目的是改善企業效率，提供高質量和多元化的服務，使費率結構更加合理，以及促進技術創新等。放松管制的實踐在西方國家的確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例如，部分行業的壟斷程度迅速提高，中小企業倒閉加劇，企業間串謀現象增多，部分產品供給不足等。因此，西方國家在放松管制的同時，在部分領域又實行了再管制。再管制不是對原有政府管制的簡單回歸，而是伴隨著管制松動產生的新的管制方式。

四、政府管制的經濟學分析對我國的啟示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不是一成不變的，政府管制與市場機制的相互替代是一個動態過程。市場失靈和管制失靈界定了政府與市場的行為邊界，在動態經濟中，這種行為邊界是比較模糊和發展變化的。當出現市場失靈時，市場經濟的發展和規范運行需要政府管制，同時，隨著市場條件的變化、市場結構的動態調整和管制績效的變化，政府管制行為也應該相應發生變化，通過放松管制提高管制質量和效率。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成熟，政府管制行為有區別于西方發達國家的特殊性。我國的政府管制基本上屬于行政性管制，政府既是管制政策的制定者與監督者，又是具體業務的壟斷經營者。放松管制，特別是改革行政性管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培育富有競爭力的市場競爭主體，同時，加強社會管理是豐富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點。

（一）徹底實現政企分離是政府放松管制的前提改革開放以來，政企合一的行政性壟斷的局面有所改變，但尚未真正實現政企分離，部分壟斷行業仍然被政府部門直接控制，企業的經濟績效上不去，消費者的福利損失下不來。在我國，放松管制首先要解決好政企分離問題，國有資產不但要從一般性競爭領域中有序退出，而且政府要在壟斷性行業中轉變角色，由壟斷經營者轉變為裁判，為潛在競爭者與在位者以及在位者之間的競爭創造比較寬松的市場環境。

（二）實行“非對稱管制”，培育壟斷行業新進入廠商的競爭實力“非對稱管制”是指在同一個壟斷行業中，對在位廠商和新進入廠商實行不同的管制政策，在防止在位廠商利用自身優勢采取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同時，對新進入廠商實行較為寬松和優惠的政策。[4]在放松管制初期，原有的在位廠商仍然占據了大部分的市場份額，憑借長期以來所獲得的超額利潤保持著對新進入廠商的競爭優勢，它可以采用掠奪性定價、價格歧視、交叉補貼等多種策略，削減新進入廠商的市場占有率，達到排擠競爭對手的目的。因此，在放松管制的初期，需要采取“非對稱管制”措施，培育壟斷行業新進入廠商的競爭實力。

（三）放松經濟性管制的同時，強化社會性管理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在放松經濟性管制的同時，將目標逐漸集中于社會性管制，以人的安全、健康平等和經濟秩序、環境污染、生態平衡等為監管的主要內容。隨著我國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和經濟增長的加快，不少企業在追逐利潤的過程中，忽視了社會道義和責任，破壞生態環境、危害社會公共利益和損害消費者權益的行為屢見不鮮。加強社會性管理，特別是加強對環境污染和產品質量的管理，對于促進人與自然、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具有長遠的戰略意義。

（四）加快和完善行業立法在放松政府管制、打破行政性壟斷、引入有效競爭機制以后，加快行業立法尤其顯得緊迫。一方面可使管制行為有法可依，另一方面可在放松管制后依靠法律規范企業行為。當前，我國要在反壟斷法出臺并實施的同時，抓緊制定針對具體的自然壟斷性行業（如電信、城市供水、航空等）的法律法規，對不適應時展要求的電力、鐵路等產業法進行修改完善，逐步形成指導和規范產業發展的科學的法律法規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