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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代早期英國人對疾病和保健的認識

②平衡論與傳統中醫理論中“實則瀉之，虛則補之”的原理基本一致。平衡論者主張的有規律的、溫和的平衡生活方式，與傳統中醫的六經辯證論和八綱辯證論法③的理念相通。其次，環境論。近代英國人認為環境對健康非常重要，外部環境會影響健康。人生病和死亡，主要是因為生活在惡劣的環境中，或從事不健康的職業。擁擠、空氣不流通是城市瘟疫的溫床。長期以來，人們認為生活在沼澤地區的人容易得瘧疾，主要是因為吸入了從土地排出的有害氣體。同樣，制陶工人容易得肺病，生產鉛的工人容易癱瘓，這都是因為工作環境不好，工人吸入了有害氣體所致。甚至到19世紀，人們仍認為空氣是瘟疫傳播的主要途徑。人們相信只有充分流動的空氣和快速流動的水，才有可能保證人體的健康需要。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環境是健康的前提。所以，保健養生的最好辦法，是生活在空氣流通和沒有污染的環境中。居住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不如居住在人煙稀少的農村。長期以來，英國上流社會的人和富人喜歡在郊區或農村居住，也許正是基于此觀點。

再次，魔鬼論。英國是一個信仰基督教的國家。在一個對異端極度仇視的國度里，特別是在新舊教斗爭激烈的近代，掌握一定醫學知識的教會人士往往把信仰和疾病聯系在一起。他們認為想要健康就要虔誠，巫術和異教會導致疾病。信徒們普遍認為，疾病可能是被巫師詛咒或撒旦(惡魔)附體所致。巫術、迷信和對魔鬼的信仰雖然在17世紀逐漸衰退，但其影響長期存在，特別是在缺醫少藥的地區和貧困階層中。18世紀，約翰•衛斯理⑤認為精神失常是典型的惡魔附體所致。喬治三世的精神失常也有人認為是魔鬼作怪。甚至到19世紀，英國還流行把咳嗽的孩子從驢子下面傳過去，認為這樣可以驅邪治病。⑥把疾病和死亡歸于魔鬼，用魔法對抗疾病，在下層和農村比較流行。最后，原罪論。在一個信仰基督教的國家里，圣經的作用毋庸訾議。許多有關醫療保健的知識都來源于圣經和宗教讀本。信仰原罪論的人認為，人的身體狀況下降、疾病、痛苦和死亡都應歸于原罪，是亞當和夏娃把疾病和死亡帶到世界，上帝為了懲罰他們的不服從，讓人類生病。圣經警告婦女會在痛苦中生孩子，這是肉欲罪的后果。17世紀，清教徒相信末日即將到來，世界很快會腐敗老化，大量的瘟疫、流行病、災難、饑荒和戰爭被視為是即將到來的末日的標志。疾病是死亡的警告。

⑦疾病被宗教信徒認為是上帝的手，上帝用疾病折磨異教徒。如舊約中上帝把瘟疫投向埃及人，鼠疫開始流行，這是一種懲罰，是一種神圣的憤怒，是對壞人改邪歸正的提醒。那么，虔誠的人為什么會生病呢?那是上帝的警告。上帝用疾病提醒虔誠的教徒，以避免更大的精神和道德痛苦。例如，如果人被蜜蜂蜇，可用蜂蜜緩和病痛，證明了神圣上帝的提醒。上帝讓人的肉體輕微痛苦，可以避免更大的精神痛苦，避免更多更危險的罪惡。⑧這樣，疾病成為上帝向人們展示他意愿的一種方式。相信疾病有神圣的意義，并沒有超越它還有自然原因和醫療的觀念。⑨在缺醫少藥的年代，或許這是人們對無法治愈疾病的一種無奈;對無能醫療的一種解釋;對萬能上帝的一種寄托;對健康和生命的一種希冀。更多的人還是希望健康長壽;希望有萬靈藥，藥到病除;希望有好醫生，幫助他們解除病痛;希望強身健體。

二、書籍在傳播醫療保健知識方面的作用

近代英國人對疾病的認識仍處于傳統和迷信階段。醫療條件差，醫生數量有限，家庭是保健和治病的重要場所。那么，人們是如何獲得醫療保健知識的?從塞繆爾•佩皮斯(SamuelPepys)和清教徒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Baxter)的信件和日記中，學者們發現，人們的健康醫療知識主要是通過口述的方式傳播。“幾乎是以母親的奶的方式獲得，也通過教堂的傳教，讀圣經和其他宗教作品獲得。”①16、17世紀由于印刷術的發展，書籍在幫助人們解決醫療困難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一，在落后的醫療條件下，大量書籍提倡自診自療、人人都是醫生的理念。早期的書籍主要以防病治病為主，大多是宣傳天然植物療法的書籍，也有根據治療經驗總結醫療保健方法的書籍，還有以家庭醫生或自助醫療的形式出現的家庭保健手冊，以及介紹歐洲水療的書籍。②例如，英國第一部印刷出版的醫療保健書《察尿》(1525年在倫敦印刷出版)的作者羅伯特•萊德曼認為，可以通過觀察尿的顏色來判斷身體健康與否。《察尿》不僅教人們如何通過尿的顏色判斷是否得病，書后還附有一些針對不同顏色尿的植物藥方，人們可以根據書中的方法自己診斷、預防和治療。③16世紀這本書再版了11次，說明此類書籍非常受歡迎，其為落后地區和階層提供了基本醫療知識。

第二，最早的一批圖書中，有相當多是滿足貧民健康需要的，為無能力看病的人提供了方便，為解決社會問題發揮了作用。例如，1539年羅伯特•萊德曼出版了《窮人的寶典》，其中包括大量家庭處方，主要是植物藥。比如，把老樹根放入白酒里浸泡然后飲用，可防治脾病。④1536年羅伯特•威爾在倫敦印刷了托馬斯•毛頓的《健康必備，人人必讀》⑤，到1580年，再版至少20次。他還印刷了《健康鏡子———貧民的寶典》(1550年?)、約翰•德•威哥的《保健方法》(1552年?)等廉價的有關醫療保健的書。⑥由于識字率和經濟能力的限制，貧民不一定自己會讀此類保健書籍，通常是由那些擔當鄉村醫生職責的鄉紳和有識之士等，幫助貧民診療，或將醫療保健知識傳播給貧民。

第三，針對看病難、看病貴等現象，有的書籍抨擊傳統的醫療制度和醫生利用專業知識欺騙患者、開高價藥的行為，為推動醫療改革搖旗吶喊。最著名的是英格蘭植物藥學家尼古拉斯•卡爾皮坡，他于1652年出版的《英格蘭醫生》，受到民眾的普遍歡迎;1653年出版的《完整的植物》，成為最暢銷的植物藥書之一。民眾不僅喜歡他的書，更喜歡他的理念。他將拉丁文的藥翻譯成日常英文，認為醫藥是公共財富，不是商業秘密，反對醫生利用民眾對醫學的無知亂開高價藥，欺騙病患。他的書很快被帶到了新大陸，并受到極大歡迎。這本書從17世紀一直再版到現代，其對英國醫療制度改革的作用有多大不清楚，但在喚醒民眾、揭露丑惡、推廣植物藥方面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向醫療體制的腐敗敲響了警鐘。

第四，書籍在促進英國人水療養生，推動浴場改進設施和提高服務水平，提升巴斯等浴場水療養生價值方面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例如，1562年威廉•特納的《論水的用途》出版，激發了人們對水療的熱情。瑪麗女王統治時期⑦，特納因宗教原因來到意大利和德國，考察了許多浴場。在書中，他對德國的浴場做了詳盡的介紹，并對英國浴場的排水系統和管理提出了改造建議。此后幾年，巴斯按照他的建議，改進了排水系統，隔離了洗浴室，將麻瘋病洗浴室與普通浴室隔開。浴場不僅是富人的樂園，也吸引了大批貧民。從1609年貝勒特(Bellott)救濟院為需要水療的貧民提供住處，使得貧民也有機會喝礦泉水、洗藥浴，大量流民和乞丐涌向巴斯等溫泉浴場，直到19世紀，人們還在指責地方救濟官將流民送往溫泉勝地是推卸救濟責任。上流社會是社會時尚的風向標，引領大眾的保健養生潮流。在書籍和宣傳的影響下，1574、1613、1615、1634和1663年皇室不斷到訪巴斯，不僅提高了巴斯的聲譽和吸引力，也引領了英國社會各階層對水療的推崇。1688年6月，詹姆斯二世的妻子瑪麗洗過溫泉9個月后，誕下“老篡位者”①;1688、1692、1702和1703年，安妮公主(1702年后成為女王)頻繁到訪巴斯，使巴斯成為18世紀最著名的時尚旅游勝地;②1707年，威廉•奧利弗的《論巴斯水的實用》出版，該書詳解了飲水和洗浴能治療的疾病，對水療保健熱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③人們對水療浴場的熱情一直持續到19世紀。1800年，威廉•桑德斯出版《論化學史和礦泉水的醫療作用和水養生及冷熱水洗澡》，繼續鼓吹水療養生的功效。第五，書籍在向富人和有產階層鼓吹健康有益的生活方式、提供養生保健專業上的指導方面發揮了作用。18、19世紀英國出版了大量關于養生的書籍。④如，約翰•羅伯頓的《論醫療政策和飲食養生》(1809年)、皇家醫學會成員阿黛爾(Adair)的《論飲食和養生》(倫敦，1812年)。阿黛爾在前言中談道:“健康、滿足是世上最大祝福，有權、有勢、有錢的名流們得到的健康和滿足相對較少，如果不注意使用，就會損壞或完全失去。”⑤他說:“人們因欲望和激情不注意健康，在自我覺醒前，沉醉于自我滿足的快樂。因為這些不明智的滿足常常失去健康，任何金錢、技術和勤奮都不能恢復。”

⑥作者憑50多年的從醫經驗，見證了無數個案例，寫書的目的是想警告那些還擁有健康的人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不要過分貪婪權力、金錢和榮譽。⑦第六，書籍在幫助新大陸居民解決健康問題方面也曾發揮作用。近代早期英國出版的很多書籍傳到新大陸，滿足了美國人民對醫療保健知識的需求。美國出現大量指導健康和治療的書，多數是模仿巴肯的《家庭醫藥》。出版商再版時都會強調“根據美國的氣候和病癥修訂”。尼古拉•卡爾皮坡的《英國醫生》和《完全植物藥》等書也在美國再版。《英格蘭醫生》是最成功的非宗教英語讀本，受到極大的歡迎，也激勵了其他人參與這個領域的寫作。19世紀以前，美國有關醫療保健的書籍主要是英國此類書籍的翻版，19世紀后，本土作家興起。1807年，在費城出版了詹姆斯•艾威爾的《農民和水手的醫療伙伴》⑧;1822年出版了塞繆爾•托馬斯的《健康新指南》⑨;1830年出版了約翰•岡斯的《貧民的朋友》瑏瑠，其代替了艾威爾和巴肯的暢銷書成為最暢銷的健康指南;1842年和1850年，分別出版了約翰•貝爾的《論養生和長壽》和《論水療———水養生》等。總之，這個時期防病治病的書籍充斥著市場。同時，新的傳播保健知識的途徑出現，包括年歷、報紙、廣告、期刊、傳單、海報、表演展示等。每一種印刷發明很快被用來回答無盡的醫療保健知識，書籍無疑是最受歡迎的方式之一。這些書籍對自己診療和養生起到一定推動和引領的作用，但也不能過高評價，因為書籍宣傳的作用畢竟有限，就像今天禁煙的宣傳一樣，不良的生活方式很難通過宣傳和說教而徹底改變。

三、醫療書籍大量出版和廣受歡迎的原因

(一)人們自我健康管理是醫療書籍受歡迎的重要原因近代早期英格蘭專業醫生較少，專業的醫療機構更少。受過良好教育的醫生幾乎都在倫敦。1600年，倫敦有約50名醫生、100名外科醫生、100名藥劑師及250名“非正規”的從業者(不包括接生婆和護士)。大城鎮醫療人員儲備相對較好。1550－1600年，諾里奇有約100名醫務從業人員。瑏瑡當時，英格蘭人口約400萬，醫生人數顯然不能滿足人口對醫療的需要，即使加上非正規醫務人員(如有剃須刀可以放血的理發師、有釘掌的工具可以拔牙的鐵匠)，也難以滿足需求。英國正規醫生多數集中在倫敦等大城市，居住在偏遠地區或是英格蘭西北地區的居民，無論貧富生病時都很難找到受過正規教育的醫生。因此，自己掌握一些醫療保健知識十分有必要。

(二)貧民的醫療救助刺激了醫療書籍的出版16世紀以后，英格蘭階級分化加劇，農民中一部分人上升，成為富裕地主，生活水平提高，對健的需求和關注度也提高。這部分人有錢、有時間、有能力注重保健和養生。同時，英格蘭農民中大部分人地位下降，貧困人口明顯增加。有一部分人因病致貧，既沒能力去看醫生，也沒能力請醫生。特別是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后，救濟機構減少，這些人的困境引起社會上一些有識之士的關注。因此，這個時期為貧民出版了大量自助醫療書籍，如《貧民寶典》。雖然當時全國的識字率不高①，但貧民是醫療書籍的間接受益人。這些書為解決貧困和流民問題，發揮了間接作用。因此，貧民看病難、看病貴是這個時期醫療書籍廣受歡迎的原因之一。

(三)印刷術的發展為獲得醫學書籍提供了便利印刷術的發展推動了社會需求，也為滿足社會需求提供了條件。此前，醫學書都是手抄本。印刷使出版書籍的成本明顯降低，人們有可能通過印刷的書籍了解醫療保健知識。草藥書中多數都有手繪植物插圖，便于人們直觀地認識植物藥。16世紀大量植物藥書的出現給傳統醫療理念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人文主義者對植物科學的關注，事實上是對人的關懷。人人都會生病，人人需要健康，草藥物美價廉，容易得到。因此，市場需求是醫療保健書籍大量出版的前提。例如，有一本植物藥書在1525年到1560年間重印了至少15次。②因此，印刷術的發展為醫療書籍的傳播提供了便利。

(四)規范植物藥名推動了藥物書籍的出版傳播隨著新大陸的開辟，很多新植物傳入英格蘭。在給新植物命名時，為了區分，有些植物甚至用幾個形容詞修飾，名稱顯得過長;還有的情況是兩種植物使用一個詞，如無毒無害的“海膽”(echinus)和阻礙船運行的“鯽魚”(remora)或“鮣魚”(echi-neis)，在音譯時容易混成一個;另外，還有一種情況是一種植物有多個名字，如Ireos原來是鳶尾屬植物Iris。③這樣就給醫生帶來不少麻煩。因此，需要植物藥學家修正舊藥名，為新藥命名。這也是這個時期出版大量植物藥書籍的原因之一。

(五)職業教育的需要此前采藥和醫生的工作是分開的，采藥是體力勞動，又臟又累，醫生是受過良好教育的、有文化的人，是腦力勞動者，采藥都由助手完成。16世紀，醫生經常因不認識他們開的藥而受到批評。羅伯特•伯頓引用16世紀植物學家醫生萊恩哈特•福西斯(LeonhartFuchs)的話:“甚至許多老嫗或村姑都比華而不實的醫生更了解常用草藥。”④醫生們為了擺脫這種尷尬的局面，開始積極主動認識和采集草藥，并開始在園中自己種植，這成為職業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漸漸形成尊重植物研究的風氣。植物藥也吸引了王公貴族的注意，紛紛贊助植物園，植物藥學家成為他們的醫生。⑤例如，愛德華六世的護國公薩莫塞特公爵，早在16世紀40年代就曾贊助威廉•特納;伊麗莎白女王信任的塞西爾，曾雇用外科醫生和植物學家約翰•杰拉德做他的園丁。當醫學院的學生開始走進植物園學習時，書籍也是學生們學習的重要途徑。家庭植物園興起，植物學家可以直接觀察植物，著書立說。這樣，16、17世紀有關植物藥的書籍大量出版發行。

綜上所述，傳統西醫與傳統中醫有許多相似之處，都源自古典哲學和生產生活實踐，都強調平衡中庸的生活理念。所以，漢語語境下的“西醫”表述是不準確的。近代英國由于醫療條件差，醫生人數有限，不是所有人都滿意地或有能力將身體交給專業醫生和合法機構，人們一直在嘗試自己管理自己的健康，書籍在傳播醫療保健知識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另外，近代英國也出現看病難、看病貴，醫生為了利益開高價藥的現象。雖然現代醫學水平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這個曾經困擾近代英國人的難題，似乎并沒有完全解決，仍然困擾著各國，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都存在一部分社會群體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醫療技術可以解決許多疑難雜癥，但無法解決體制和制度上的問題，醫改任重道遠。

作者：尹虹單位：華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