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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態女權主義概述

生態女權主義誕生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蓬勃興起的各種社會運動之中，20世紀90年代達到高潮。生態女權主義首先出現于法國作家弗朗索瓦斯·德奧博納發表于20世紀70年代的兩部作品：《女權主義或死亡》和《生態女權主義：革命或變化》。弗朗索瓦斯·德奧博納號召女性發動一場生態革命來拯救地球，這種生態革命將使兩性之間以及人類與非人類的自然之間建立起新型的關系。

生態女權主義的基本觀點是：“西方文化中在貶低自然和貶低女性之間存在著某種歷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的關系”。生態女權主義者S.格里芬等人強調女性身體功能和自然接近，認為女性比男性較容易接近自然，女性是大自然的最佳代言人。美國學者伊內斯特拉·金把生態女權主義定義為一場女性認同運動，她聲稱：“我們為了忠于未來的世界，忠于生命和忠于這個地球而向父權挑戰。我們通過自己的性別特征和我們作為女性的經歷對此有著深刻和獨特的見解。”

生態女權主義的主要內容包括三個方面。第一，生態女權主義的首要內容是女性與自然的認同，是價值觀念與實踐活動緊密結合的社會運動。生態女權主義不僅涉及意識形態，也是一場為實現社會變革而興起的實踐活動，是女性為維護自己、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社區，反對由于父權社會、跨國公司和全球資本化主義而引起的惡性發展和環境惡化所進行的不懈斗爭，是理論與實踐的相互統一。

第二，生態女權主義的重要論點還包括對西方現代科學的批判，多樣化和統一性，對現代工業和市場經濟發展的沉重代價持強烈的批判態度等。西方現代科學、生活多樣化、現代工業和市場經濟等在生態女權主義者看來，均是在父權社會觀念主導下，人類社會為了滿足物質豐盈或者追求國際地位所做的掠奪自然、破壞生態平衡的活動，這種掠奪和破壞的意識同社會中男性對女性的壓迫意識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第三，尋求建立聯系的原則是生態女權主義的一個重要特點。生態女權主義尋求建立一個平等、和諧、友好共處的關系，這種關系涵蓋了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以及自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

二、生態女權主義與文學評論

近年來，隨著生態問題研究的不斷推廣和深入，其思想已經深入歷史、政治、哲學、文化等各個領域，生態女權主義也隨之而起，生態女權主義文學批評也日益受到人們的關注，以生態女權主義批評理論解讀含有生態和女性內涵的經典作家和經典作品是文學研究的一個新動向。

在生態女權主義者看來，“女性原則”和“生態原則”成為衡量文學價值的新標準，凡是體現了對整體、相互關系和穩定的世界的追求，洋溢著關懷、同情和“慈育意識”的文學作品會受到極力頌揚，相反，彌散著男性支配、控制欲望的作品，充盈擴張、功利性的破壞性話語，則被毫不容情地被批判。

生態女權主義文學批評包括以下內涵：（1）對文學文本中將女性作自然或者將自然做女性描述的梳理和分析；（2）女性作家生態寫作的理論概括，及其與男性自然寫作的比較；（3）女性文學作家在其文學作品或者文藝理論中表露的自然觀的整理與歸納，批判男性偏頗的自然觀；（4）結合相關時代背景，分析解讀文學文本中生態女權主義的回歸與叛離，由此文學經典不可避免地被重新闡釋并賦以意義和價值。

有不少評論者運用生態女權主義的視角和方法，對文學作品進行解讀，如有研究者對威拉·凱瑟的小說《啊，拓荒者！》進行了生態女權主義解讀，并認為“生態女權主義為我們描繪了一個理想的和諧社會……女性、自然以及他們之間的聯系不再是貶低性的概念時代而是理想生存模式的力量之源”。還有不少學位論文也以生態女權主義為研究視角，對相關文學作品進行分析解讀。這些從生態女權主義解讀文學作品涌現出的優秀評論文章從不同的側面分析了生態女權主義在刻畫女性的文學作品中體現的女性與生態之間深刻的淵源，使女性主義與生態整體有了共識———構建人類社會與自然萬物融洽共處的和諧畫面。

三、從生態女權主義角度解讀《我的安東尼亞》

生態女權主義著眼于未來社會的建設，旨在建立一種人類與自然和睦共處、相互作用的生存模式。生態女權主義者呼吁建立一種不是基于統治原則而是基于互惠互利原則的生態道德倫理觀，因此也賦予了文學評論新的視角和研究價值。

美國現代女作家威拉·凱瑟（WillaCather）（1873—1947）是20世紀美國最優秀的作家之一，《我的安東尼亞》是其作品中最有力、最成功的一部，力在表現“拓荒時代”的典型人物，思想境界高尚純樸，藝術風格舒暢清雅。該作品以美國西部大草原為背景，講述了一位波希米亞姑娘安東尼亞在困境中的成長歷程，塑造了這位女拓荒者的生動形象，體現了美國早期開拓者的力量和激情，她為尋求自我建構和實踐身份認同而不屈不撓地抗爭，為超越自身情感實現自我價值而苦苦掙扎，為擺脫性別所帶來的不公正命運而不懈努力。

從生態女權主義視角解讀威拉·凱瑟的作品《我的安東尼亞》，可以使我們跳出常規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和男性中心論，探索自然與女性之間密切的精神內涵，看到世界的真諦和價值在于人類和自然、男性和女性的相互尊重與友愛相處，從而加深對文本的核心內涵的理解。女主人公對草原的認同，對土地的依戀，和自然環境的結合，與父權制主導下的殖民者用刀征服土地的做法皆然不同。基于這種差異，生態女權主義者認為，“如果人類決心變革他們的性別關系，摧毀父權制，就能隨之改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這種觀點暗含了女性和自然之間存在著某種質的關聯，她們都是父權制思想主導下受壓迫和被征服的對象，只有意識到這種關聯，意識到父權制在整個統治體制中的獨霸地位，才能將愛惜自然與珍愛女性聯系起來，也就有可能從根本上改變人與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

《我的安東尼亞》這部作品體現了生態女權主義的觀點，因為作品給我們展示出了內布拉斯加這片土地上繁衍的萬物都相得益彰：安東尼亞通過自己的成長和經歷贏得了“一種無法用世俗的價值觀來測度，無法用財富、名譽或者肉體上的吸引力之類的標準來衡量的成功”。這部小說在人與自然和諧融洽的氣氛中結束，達到了自然界萬物相宜的理想境界。

首先，《我的安東尼亞》中的人物描寫蘊含了生態女權主義觀點。在吉姆看來，安東尼亞可以是他的妻子、情人、姐姐甚至母親，“只要是女人可以成為的身份均可”，可見他們的關系突破了傳統意義上的男女關系，更找不到大男子主義的蹤跡，而是男性與女性之間互相尊重、互相依靠，以平等的身份構成人類社會的兩大重要群體。安東尼亞等草原上長大的姑娘到城里去做幫工，雇主，特別是女主人，欣賞她們干活的本領，將她們也當做是家庭中的成員，這里也看不到傳統意義上的主仆尊卑，而是贊揚人作為個體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文中吉姆·伯登家是美國本地居民，而安東尼亞·雪摩爾達家卻是從波希米亞遷至美國，文化、地位及家庭背景均存在巨大懸殊，但是伯登家卻沒有因為這些懸殊而鄙視或者欺詐雪摩爾達家，相反他們互相幫助，互相尊重宗教信仰，展現了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和諧相處的優美畫面。

其次，文本中不乏對人類（特別的婦女）與動物的描寫———動物和人類同樣具有生存權是生態女權主義的另一重要觀點。吉姆的奶奶，這個常年在農田忙碌的婦女，總有各種小動物如土撥鼠、獾和菜花蛇等與她為伴，“我喜歡那些土撥鼠跳出洞來看我干活”，這使她不覺得孤單和疲倦。安東尼亞將受傷了的小昆蟲放進自己的頭發里———“為它搭了一個溫暖安全的窩”，即便是吉姆想幫她把昆蟲放進衣服口袋也不能使她放心；“自從我當上了母親，我就不再殺任何動物了”，中年的安東尼亞更像愛護自己的孩子一般愛護著動物。在這部作品中，動物不僅與人類同樣具有靈性，并且關系十分融洽。

文本中對自然景物的描寫更體現了生態女權主義者對人類與大自然的和諧相處的美好愿望。有學者認為，并非有描寫景物的作品就是對自然的關愛，若是描寫大自然是為了服務人類的感情表達，那便不是生態意義上的寫作。而若是設身處地地將大自然中的景物看做是與人類同樣具有喜怒哀樂的生物，才是生態女權主義所秉持的人與自然的觀點。文中安東尼亞會在半夜冒雨為她的樹苗“披衣裳”；吉姆祖母家的菜園子，秋日里一望無垠的草垛，夜幕即將降臨時緋紅的天邊，備受人們愛護的路邊的向日葵，都是人類的伙伴，都讓吉姆這個“風光”的城里人眷戀不舍。

四、結語

生態女權主義者強調女性擁有一種男性所沒有的本性、一種與自然在生理上和精神上的密切關系，這種關系在《我的安東尼亞》這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女主人公在追求自己權利、實現自己的價值的同時，與大自然結下了不解的情誼，這正是生態女權主義者所追求的人與自然的回歸。這種回歸不像環境保護者那樣雖然倡導的保護環境，但卻以自然為人類服務為目的；也不像女權主義者那樣雖然爭取與男性擁有同等社會權利，但卻仍然將男性、女性視為對立的兩種群體；這種回歸是女性運用自己和大自然的共性，在實現自己的價值同時也在實現自然的價值，實現著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因此，生態女權主義者倡導女性用自己保護自然、珍愛自然的實踐行為構建人與自然相互依存和睦共處的生態模式。因此通過生態女權主義解讀《我的安東尼亞》，不僅加深了對作品中的生態女權價值觀的理解，也對生態女權主義文學評論的基本觀點有了更深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