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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環境問題的知識、行動策略的知識，以及行動技能，使個人有能力采取行動。僅有能力尚不足以產生行動，個人尚需“期望”行動。個人的期望受人格因素的影響，包括態度、控握觀、效能知覺度，以及個人責任感。對環境及行動具有積極態度，控制觀，且認為個人采取某些行動能有助于解決某環境問題的人，則針對環境問題表達較高的行動意向。態度對行為的影響可能并非直接的，而是透過與其他變項的作用，再影響到行為。此外另一個可影響環境行為的變量就是情境因素，如經濟上的限制、社會壓力、是否有機會從事環保行動等等都屬于情境因素。由于情境因素常常在改變，更增加了環境行為的不確定性。[4]

遵義紅色旅游者的環境行為特征

為研究遵義紅色旅游者的環境行為特征，采用隨機抽樣的方式，對遵義紅色旅游者進行了現場問卷調查。總計發放300份調查問卷，回收278份，問卷回收率為92.7%，其中有效問卷264份，收回問卷有效率為95.1%。

(一)游客的人口統計學特征

由調查可知，遵義紅色旅游者中男性有138人，占52.3%；女性有126人，占47.7%。年齡中18歲以下為18人，占6.8%；18至25歲為21人，占8%；26歲至35歲為48人，占18.2%；36歲至55歲為103人，占39%；55歲以上為74人，占28%。文化層次中初中及以下學歷為14人，占5.3%；高中學歷為42人，占15.9%；大專學歷為93人，占35.2%；本科學歷為107人，占40.5%；研究生及以上學歷為8人，占3%。收入水平中1000元以下的為56人，占21.2%；1000元至1999元為48人，占18.2%；2000元至3500元為83人，占31.4%；3500元至5000元為49人，占18.6%；5000元以上為28人，占10.6%。居住環境中外省為144人，占54.5%；省內其他地方為73人，占27.7%；遵義本地為47人，占17.8%。出游方式中組團出游為118人，占40.9%；自助游為146人，占59.1%。職業中學生為52人，占19.7%；公務員/事業單位人員為101人，占38.2%；公司員工為85人，占32.2%；個體從業者為21人，占8%；自由職業者為5人，占1.9%；離退休/無業人員為78人，占29.5%；其他為6人，占2.3%。

(二)游客環境行為特征

針對游客環境行為涉及的題項總共20項。分別為：曾在游覽時抄小路走近道(M1)；曾在景區扔垃圾(M2)；曾在樹干或匾牌上圖畫留名等(M3)；野營時會折樹枝在草地上生火(M4)；旅游時采摘路邊的花草等植物(M5)；旅游時完全配合注意事項(M6)；旅游時詳細閱讀解說牌(M7)；我會捐款給景區管理部門進行環境保護(M8)；我樂意參與景區的解說活動(M9)；旅途用餐我會拒絕使用一次性快餐盒(M10)；我愿意以行動呼吁經營管理者重視環境問題(M11)；我會勸導他人別亂丟垃圾(M12)；我會勸導他人別捕捉或采摘動植物(M13)；我會檢舉旅游中發現的環境破壞事件(M14)；我不獵捕、不采摘野生植物，因為那是犯法的(M15)；如果沒有法律或制度規范，我會采摘或捕捉動植物(M16)；整個景區整潔干凈，給我感覺景區管理有序(M17)；景區的請勿采取違章行為的環境解說牌，我會遵從(M18)；他人在景區里亂丟垃圾沒受處罰，我會效仿(M19)；景區的行為指南冊子對我很有用(M20)。從平均值分析，評價分值較高有：旅游時完全配合注意事項(M5)3.74；旅途用餐我會拒絕使用一次性快餐盒(M9)3.68；景區的請勿采取違章行為的環境解說牌，我會遵從(M19)(M17)3.59。評價分值最低的三項是：我會捐款給景區管理部門進行環境保護(M8)2.21；曾在游覽時抄小路走近道(M1)2.40；旅游時采摘路邊的花草等植物(M5)2.68。整體行為的平均值為3.16，可見游客在景區游覽的環境行為表現一般，拯待加強。對隨手采摘花草和抄近道，是國內游客旅游的通病；而認為環境保護是政府和單位的行為，這也說明了我國公民環境保護參與意識差。

結論與展望

遵義紅色旅游者的環境行為具有明顯的特征。不同類型的游客表現出不同的環境行為特征。游客年齡、文化程度、居住環境等人口學特征會對游客環境行為產生一定的影響。學生游客一般具有較好的環境行為，本科學生具有較好的環境態度。景區的環境管理水平會對游客不良的環境行為產生顯著影響。紅色旅游景區為有效加強環境質量管理，應該考慮不同層次旅游者的環境行為特征，結合景區環境管理的狀況，不斷查漏補缺，彌補環境管理薄弱環境。環境管理作為景區管理的重要環節，應該長期不懈地抓，這樣才能保證景區旅游環境可持續地健康發展。（本文作者：陳奉偉單位：遵義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