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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哲學內涵的界定過程，我們不難看出，哲學研究的循環往復是以自我擴張與自我完善為核心標志的，在對自我的不斷反思與求解中得到超越與揚棄。傳統哲學將理性作為自我追求的終極目標，而在追求探索的過程中卻難免越來越使自身的研究陷入一種特殊性、抽象性的范疇內。傳統哲學將認識理性作為自己研究一切事物的基點，推崇對任何事物的理解分析都要從理性的態度出發，追求真理，卻對真理的標準含糊不清。有理性的態度，卻沒有理性的內容，最終在理性悖論的邏輯怪圈中無法自拔。正如曼海姆所說：“達到了理性支配存在的最高程度的人已沒有任何理想，變成了不過是有沖動的動物而已。這樣，在經過長期曲折的、亦是史詩般的發展之后，在意識的最高階段，當歷史不再是盲目的命運，而越來越成為人本身的創造物，同時烏托邦已被摒棄時，人便可能喪失其塑造歷史的意志，從而喪失其理解歷史的能力。”④當哲學將它的理論原理的認識與把握上升到對于人類社會生活普遍本質把握的層面上時，它就與現代社會的發展日漸的脫離，造成了理論與經驗的脫節。傳統哲學這種無所不包的普遍性恰恰又是在給予具體科學研究方法論指導時蒼白無力的原因。現代社會的快速發展，知識經濟與全球化并駕齊驅，社會科學領域正向著多元化、細分化的方向邁進，傳統哲學自身的方法論特點，使它在具有高層次上作整體概括的能力時，又同它解決問題的有效性相背離。因為哲學要總結和概括人類認識社會和改造社會的全部經驗，必須以哲學的分析、抽象和概括方法作為基本的研究方法，以抽象的思維方式認識人類社會的種種問題，即當哲學解釋的問題越多時，在解決實際問題上的意義就越少。哲學方法論上的解釋力在很大程度上是與傳統的、缺少分化的、同質性強的社會相聯系，但在日益精細化與專門化的現代社會，尤其在轉型的中國社會，社會問題在宏觀與微觀層面上的體現越來越具體化，哲學所提倡的普遍意義的方法論指導在這些地方性、專業性極強問題前顯得蒼白無力。哲學的理論內容和研究方法所運用的框架與范式在具體社會問題的應對上是很難具有針對性的，這是哲學千百年來發展所形成的研究特點，苛求于此也是不現實的。所以，哲學逐漸退出現代社會科學的主流體系是不可避免的，轉型社會的諸多矛盾急需在哲學之后尋找一個新的可以在方法論上給予有力指導的學科來完成哲學遺留下來的空白與任務。

一、社會學如何做方法論研究

正當哲學的方法論研究在抽象理論上漸行漸遠，而現代社會科學領域又急切呼喚一種適合的方法論指導時，“作為多元知識體系和重視經驗研究的社會學的發展在和諧社會建構的要求下則正逢其時。”⑤社會學關注具體的社會問題，但又不僅僅將自己所研究對象的邊界限定于此，它是根據自身獨特的方法論體系進行自我界定的學科。“社會學的方法論根源蘊涵在‘社會的’和‘社會性’中。⑥”社會學決不是籠統的將社會這一大的概念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的，社會學在研究社會問題時，是有著自成體系的方法論路徑的。社會學創建伊始，也存在著對自身學科性質的模糊界定，這在社會科學領域諸學科的早期發展都是難免的。如果說哲學以其高度的抽象性與概括性確立了它作為社會科學諸學科的“母體”地位的話，衍生于其中的社會學則在自我界定的不斷陣痛中成熟起來。當涂爾干說社會學應該拋棄心理學和哲學的個人主義視角，而“假定所有法律和習俗的規范，甚至是那些屬于個體生活的規范，都來自社會的存在”⑦，社會學研究應把社會事實當作外在于個體的、客觀存在的“物”來看待時，當M•韋伯強調社會科學應關注人的社會行動的意義，個人行動的目的是可以被理解和解釋時，社會學選擇方法論視角的方式來自我正名的趨勢就開始逐漸明朗。所以說社會學有明確的研究對象，那就是“社會”，但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又不可能為社會學所獨占，而是與經濟學、政治學等所有社會科學共有，因此要區分社會學的學科特色就必須從其所建構的概念、公理和方式方法出發⑧。鑒于此，齊美爾認為社會學僅僅在方法論意義上才是成立的，“只要它依仗的是人必然被理解為社會的動物，社會是一切歷史事件的載體，那么它所包含的對象就沒有一個不是已經在現有的科學中研究的，它僅僅是為現存科學找到一條新的途徑，一種科學的方法。”⑨這并不是說社會學不具有自己的學科定位，恰恰相反“社會學的實證路線堅持結構制約行動的原則，通過研究主體在外部對研究對象假設的——驗證，以不斷試錯的方式，逼近研究對象的內部結構和結構對行動的影響。”⑩社會學的獨特之處，就在于它本身既具有方法論指導意義，又站在本學科基本研究立場上，以自身學科的基礎——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為旗幟，為社會科學研究領域提供著豐富的方法論指導。從方法論視角確定社會學的學科界定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這在社會科學諸多學科研究中是不多見的。但各個學科在具體問題研究上，往往忽視了方法論意義上的指導作用，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哲學研究局限性的影響。哲學將個人理性與社會理性作為自身研究的基點，將發現整個人類社會的本質規律并對此給予全面指導作為哲學研究的主要任務，希望給科學研究以一個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抽象性、同時又充滿普遍意義的方法論指導。然而這種“哲學第一”的研究方式隨著工業革命的展開，社會分工的日益分化，已經越來越難以在一個普遍性的層面上給予現代科學以強有力的方法論指導。不斷錯位變化的社會結構，日益復雜的社會關系，促進了例如經濟學、政治學等各具體研究領域學科的產生。而這些學科在問題的研究上極力避免出現哲學層面的抽象研究，專注于各類具體問題的解決以及學科內部的系統分類。這種研究方式是有著一定局限性的，社會科學是與自然科學相并列，是含蓋很深的科學系統的分支，它作為人類認識和實踐活動的總結，一方面與人類精神世界相聯系，另一方面，又使人類行動所蘊涵的意義受時代和環境的制約。沃勒斯坦把反映現代社會進程和社會結構的知識界定為人類學、經濟學、歷史學、政治學和社會學五個最重要的學科。這五個學科是作為社會科學內在核心動力來推動整個人類社會前進的，以此五個學科為內核，才外延出了技術的變革，組織的建構。它們提供的方法論依據是人類社會前行的重要啟示力量。而社會學在方法論研究上的重視正體現了它既傳承了哲學研究重視人行為合理性的觀點，又把握住了現代社會尤其是轉型社會對社會科學研究的特殊要求。社會學對于現代社會的研究，把任何社會現象包括個人命運的理解和把握都置于其所處的整體的歷史和社會背景中，它揭穿真相動機的各種根源，不單純從心理學意義上，而是在方法論意義上的。社會學研究社會問題更多的是把握住“個人與社會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個人與社會的問題是社會學的重要基本研究范疇，而以往的各社會科學學科的研究都將個人與社會置于“二分的結構”下研究，早期的社會學也受過這種影響，但隨著社會的發展，社會學家們已經認識到，從根本上說，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從主客觀二元對立到相互融合統一，以及在微觀與宏觀之間的浮動，都是社會發展與變遷的結果和表現，將個人理性置于社會結構的影響制約下研究是把握社會轉型所產生問題根源的關鍵，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體現出了社會學的研究時適合對轉型社會產生的種種問題作初步的解答。

二、轉型社會背景下的方法論演進

在古希臘，哲學包含了所有的學科，內容可謂是最充實的了，但隨著人類思想文明的進步與發展，以尋找不同現象范圍內普遍規律為己任的各門具體科學都紛紛從哲學中分化出來了，哲學便不得不退而把自己界定為關于“最”普遍的規律的學問。隨著科學門類的擴展與增加，特別是由于當前交叉學科的研究越來越受到廣泛的重視，規律性的范圍越來越多地被交叉科學所涉及。這種發展趨勢啟發我們，只要我們把哲學當作一種知識體系來看，那哲學作為一種關于最普遍規律的學問，其內容將會越來越被各門具體學科所替代。將哲學研究普遍規律的方法論稱之為科學的說法是與傳統抽象概念相聯系的，它應該與概念哲學的終結一樣終結，這一觀點在哲學界也是得到普遍認可的。哲學退出社會科學研究的主流體系并不意味社會科學諸學科可以在各自的學科研究中順利的不受“限制”的發展，盡管各學科都擁有自己的一套相對完整的方法論體系，而且認為各自的方法論可以完美的支持其學科的發展，但事實卻并非如此。從哲學中分化出的社會科學諸學科，不可能徹底的擺脫長期以來受哲學理性目的方法論的影響。哲學的主要論題就是人行為的合理性，這種合理性被界定在自己以“自己”為目的，并通過自己而實現自身的內在目的論的層面上。只有具有明確自主的目的、目標和方向的行動，并能通過一定手段、工具和中介得以實現的行為才稱得上合理的，否則便被視為非理性的、不合理的而遭排斥與拋棄。傳統哲學的這種方法論指導，一方面帶來各學科技術上的昌盛，“理性”倍受推崇。這種“理性目的至上的原則使科學研究將行動能否達到預期效果，能否實現自身目的作為衡量行為是否合理的主要標準，實際上是僅局限于一個行為者與一種存在的事態之間的關系為前提。理所當然的，對行動者與世界的這種關系所作的表達，可以按照真實性和效用性的標準進行判斷。”另一方面卻是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的盛行，尤其在社會結構發生巨大轉型的現代社會，理性至上主義帶來的是唯“實用”、“功利”至上的科學研究，急功近利，不計后果的科學研究越來越背離社會科學研究的本義，也在不斷的侵蝕人們對社會科學領域研究的信心與期望。必須要有一種可以在哲學之后為諸學科提供可行性方法論指導的學科，來糾正科學研究中的偏向與失誤，社會學研究的作用恰如其分的表現了出來。誠然，社會學也是從哲學大體系中分離出來，也是長期受哲學方法論影響的學科，但“無論是早期思想中社會哲學味道濃郁的馬克思，還是一直把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來追求的M•韋伯，都自覺的致力于把社會學基本研究對象及自身的方法論基礎從哲學的襁褓中解放出來，將其置于經驗分析的理論平臺上”。社會學無論是在最初的目的上，還是邏輯起點上，一直關懷著整個社會的和諧與發展，或者說社會對自身內涵在哲學層面又高于哲學層面所做出的本體論和方法論的反思為社會學提供了對整個社會關注的基點，使社會學沒有向完全工具主義的陷阱滑落，使其研究的所有出發點都是對自身所處社會甚至整個人類命運的關注，這種關注可以是社會學工具取向和范圍取向的完美結合。正是在上述的意義上，社會學給社會科學領域諸學科提供方法論指導是有著必然性、必需性與適時性的。傳統哲學在現代社會科學研究中所無力解決的問題，需要社會學的方法論研究來指導和糾正。無論是在高度概括的抽象規律層次上，還是具體社會問題的應對面上，社會學的理論研究素養在方法論的指導上表現出一種彈性的特點，方法論指導空間的大小可適性使其既可包括社會科學研究的各種領域，又可在特殊專項問題的研究中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社會學對于現代社會，尤其是轉型社會諸問題何以可能的研究包括社會科學研究在方法論上的三個層面：在實踐經驗層面，它研究社會現代化的發展與社會結構變遷之間的關系；在理論層面上，它的研究主要趨向于對實證研究與人文研究的聯系和差異關系的把握上；在先驗的理論層面上，對社會與個人關系的解釋成為理解所有導向問題的前提。正是在這三種層面上的深入探究，使社會學既不僅限于經驗的客觀世界的客觀理解，也不只是實際上永遠也無法擺脫主觀意識先驗的抽象的主觀理論，而是達到融主客觀、先驗與經驗一體的可以追問并且必須不斷追問不斷生成的開放性東西。因此，在社會學對現代社會結構變遷與人類行為變化的關系所存在的注解中，可以化解自古以來就圍繞哲學家們的抽象理論與具體實踐的矛盾之迷，哲學在方法論上向社會學的演進就成了一種必然。

三、進一步的討論

社會學關注的問題與哲學、經濟學、政治學等一樣，是對整個人類世界的洞察。但社會學作為現代科學體系中的一支，并不是一門具有確定研究對象的學科，可以說它是關于人類社會的一種獨特思維方法，一種探尋我們身處其中世界的奧秘的獨特視角和方法論體系。在此種意義上，社會學的思維方式與哲學等社會科學諸學科存在根本差別。當哲學等學科的本體論預設是原子式的個人，這些個人的合乎自我目的活動成就了社會時，社會學卻將社會的普遍聯系，社會是個體以及組成社會的不同部分之間的互動與交流作為自己的本體論預設；當其他學科習慣于把個體行動者的意圖、行動固定化，無視社會情境的存在時，社會學卻注視著無論是行動者的內在動機和意圖，還是其所處情境的易變性和權宜性存在。在哲學和其他學科的本體論預設造成了其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本質分殊時，社會學卻達到了二者一統的完美境地。當然，作為社會科學“元科學”的哲學的思維方式或視角一直以來對社會學研究產生著巨大的影響，其中不少方法論觀點補充和完善了社會學自身的理論建設。但是，哲學向社會學的演進是必然的，也是根本的，社會學的思維方法在對現代社會諸多問題的認知上，是源于哲學而高于哲學的，將哲學在處理現代社會問題上的方法論的缺陷置于社會學視野的研究下，是可以為社會科學研究領域提供一種新的、更合理的方法論支持的。這并不是認為社會學才是最合理和最科學的，也不是意味著哲學的無用乃至消亡，事實上，在面對轉型中國社會的諸多問題時，社會學的“文化自覺”觀念甚為重要，這不僅是一種不同民族和睦共處的有效方式，也是不同學科可以共同合作、共同享有的方法，正如重建中國社會學的費孝通先生所說的那樣“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句話也就是我提出的文化自覺歷程的概括。‘各美其美’，就是不同文化中的不同人群對自己傳統的欣賞。‘美人之美’就是要求我們了解別人文化的優勢和美感。這是不同人群接觸中要求合和共存時必須具備的對不同文化的相互態度。‘美美與共’，就是在天下大同的世界里，不同人群在人文價值上取得共識以促使不同的人文類型和平共處。總而言之，這一文化價值的動態觀念就是力圖創造出一個跨越文化界限的‘席明納’(討論會)，讓不同文化在對話、溝通中取長補短”。所以說，無論是對現代社會的諸多問題的解釋，還是為社會科學領域提供方法論視角，社會學家并不宣稱自己的研究方式是社會研究唯一可行的方案，而只是把社會學視為人類多元思維模式中的一元，是理解人類社會結構變遷和文化進程的有效方法，這也是哲學方法論向社會學方法論視角轉換的根本意義所在。

作者：劉博單位：上海行政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