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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旨在通過分析重慶市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與產業經濟的空間特征及其耦合關系，以解釋區域產業經濟發展水平、增長方式與新型城鎮化質量的內在關系。研究采用層次分析法構建耦合分析模型和測評指標體系，空間差異和聚類特征，測算城鎮化質量和產業經濟的耦合度。結果顯示：重慶市區域城鎮化和產業經濟發展存在明顯空間差異；空間聚類特征與目前主體功能區的劃分基本一致；區域城鎮化質量和產業經濟指數的耦合情況分別處于拮抗、磨合和高耦合階段，五類耦合類型的劃分也與主體功能區劃分有較高一致性。

關鍵詞：新型城鎮化；產業經濟；空間聚類；耦合模型

引言

國內學者在研究城鎮化和產業結構關系的過程中達成共識，認為農業現代化、工業化和發達的第三產業是城鎮化發展的三大主要驅動因素。城鎮化實質上就是通過生產力發展引起的人口和各種經濟要素從農村向城鎮流動聚集的社會發展進程。以往關于（新型）城鎮化和產業經濟空間關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幾個方面：一是關注產業集群在區域城鎮化發展中的空間分布和差異化特征；二是分析區域產業經濟（工業、旅游業等）的空間區位與城鎮化發展的耦合關系；三是單獨考察各產業發展與城鎮化（質量）的耦合協同性等。有關城鎮化（質量）和產業經濟耦合的研究主要采用了耦合協調度模型、熵值法等定量研究、空間分析等研究方法。在新時期我國發展進入新常態，城鎮化向新型城鎮化轉型，從新思考城鎮化發展質量與產業經濟的空間特征和耦合關系，對于深入認識新型城鎮化發展的重心和區域協調發展的機制等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重慶市直轄以來，城鎮化進程迅速推進，與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相互促進，近年來GDP年均增長率均保持在全國前列，作為西部地區和長江流域重要經濟中心，重慶市在國家戰略部署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本文從產業經濟與城鎮化質量空間發展差異及其耦合作用關系進行重點闡釋，運用空間分析法分析重慶市區域經濟與城鎮化的空間差異、聚類情況，產業經濟與新型城鎮化質量做耦合分析。通過對重慶產業經濟與新型城鎮化質量在空間截面上的分異分析，尋求構建產業經濟與新型城鎮化質量的耦合關系模型。

1研究方法和數據處理

1.1研究方法

1.1.1AHP層次分析法本文采用AHP層次分析法構建新型城鎮化質量與經濟產業指數指標體系。AHP是指將復雜問題中的各種要素建立起有條理化且相互聯系的要素層級，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定性和定量分析。該方法作為一種多準則方法已被廣泛使用，其可以兼顧對復雜結構決策問題進行主、客觀分析優勢，是一種實用的多方案或多目標的決策方法。

1.1.2空間分析法本文運用散點象限圖分析產業經濟和城鎮化質量的空間差異，運用K-means算法分析二者的空間聚類情況。K-means算法隨機地選擇k個對象，作為初始聚類中心，根據其與各個簇中心的距離，對剩余的每個對象賦給最近的簇，然后重新計算每個簇的平均值。這個過程不斷重復，直到準則函數收斂。通常采用平方誤差準則定義如下：式（1）中，E表示數據庫中所有對象的平方誤差的總和，p表示給定的數據對象，mi是簇Ci的平均值（p和mi都是多維的）。該方法試圖使生成的結果簇盡可能地緊湊和獨立，嘗試找出使平方誤差函數值最小的k個劃分。若結果簇密集，而簇與簇之間的區別明顯時，其效果好。本文使用SPSS（ver.18）來計算K-means。

1.1.3耦合分析法本文把城鎮化質量與產業經濟兩個系統通過各自的耦合元素產生相互影響、彼此依賴的現象定義為城鎮化質量-產業經濟耦合。在遵循重慶市實際情況的基礎上，構建城鎮化質量和產業經濟指標體系，并通過數據標準化處理、綜合處理和耦合度模型對指標數據進行分析。借鑒物理學中的容量耦合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數模型，最終推廣出多個系統（或要素）相互作用的耦合度模型，即：參考劉耀彬等（2005）關于耦合度的研究成果，對耦合度值及其對應耦合類型歸納，如表1所示。

1.2數據來源與處理

本文所用數據主要來自于《重慶統計年鑒2016》、2016年重慶市各區縣統計年鑒、統計公報等面板數據。初始數據均經過正負標準化處理以及綜合指數計算，標準化處理公式如下：其中，Cij和Zij分別表示第i年第j個指標的初始值和標準化處理后的值；max(Cj)和min(Cj)分別為第j個指標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綜合處理公式如下：其中設xi為城鎮化質量指標，設yj為產業經濟指標，對應的權重分別為wi和wj。

2重慶市城鎮化與產業經濟發展的空間分析

2.1指標體系與權重

新型城鎮化質量包含發展水平和發展質量兩個方面，是由內涵式城鎮化模式要求下的資源利用效率、發展要素匹配程度、空間優化程度、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和城鄉發展協同性的總稱。而產業經濟指標主要從總量、生產、消費、投資四個方面來選擇指標。本文擬選取新型城鎮化質量和產業經濟作為指標體系，其中，新型城鎮化質量指標包括：城鎮化發展水平、城鎮化發展效率2個二級指標和17個3級指標；產業經濟指標的包含4個二級指標和7個三級指標（國民生產總值y11、人均國民生產總值y12、二、三產業占比y21、工業總產值y22、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y31、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y41和實際利用內資y42）。結合層次分析法，通過構造成對比較矩陣（見表2），計算單排序權向量并做一致性檢驗，公式如下：計算最下層對最上層總排序的權向量，通過對指標數據的標準化處理，根據各二級指標當年在同級數據中的重要程度對之進行排序，并通過計算加權得到各指標對應權重。依據指標權重，本文構建起新型城鎮化質量與產業經濟指數的指標體系（見下頁表3）。

2.2空間差異分析

根據指標體系及其權重，結合重慶市2016年統計面板數據，通過數據標準化處理，得到重慶市產業經濟和城鎮化質量指數標準化值（見下頁表4）。將上述標準化值，以產業經濟指數st為X軸，城鎮化質量指數st為Y軸，在坐標軸上繪制出38個區縣的散點式象限圖（見圖1）。通過圖1可見，重慶市38個區縣經濟發展不均衡，其城鎮化發展也各有差異，說明區域產業經濟發展差異明顯，都市區城鎮化發展水平較高，渝西地區經濟水平也增長較快，渝東北和渝東南地區則明顯滯后。其中，都市區：都市區各區城鎮化發展速度幾乎均快于經濟發展速度（渝中區、渝北區除外）。渝西地區：除都市區外，多數區縣城鎮化滯后于經濟發展，而江津、合川、永川等地的城鎮化略快于經濟發展。渝東北地區：城鎮化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總體差距不大，城鎮化水平總體與經濟發展水平相匹配。渝東南地區：各區縣城鎮化水平均滯后于經濟發展水平。

2.3空間聚類分析

通過K-means聚類方法和計算公式（1），設k=4，計算均值結果見表5。根據聚類結果將產業經濟指數和城鎮化質量分為4個類型，進行聚類空間分析。由表5可知，隨著從都市區中心向外圍擴散，各區縣的產業經濟指數和新型城鎮化指數逐漸減小，具體表現為西部地區明顯高于東部地區，都市區高于城市發展新區、渝東北和渝東南地區。

3重慶市產業經濟與新型城鎮化質量耦合分析

3.1耦合度測度結果

基于耦合模型（3），結合公式（4）至式（7）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代入標準化數據計算耦合度，計算結果可劃分為五類產業經濟指數均值和新型城鎮化質量均值（見表6），其中，1類表示高耦合-高城鎮化質量型，2類表示高耦合-中高城鎮化質量型，3類表示中高耦合-中高城鎮化質量型，4類表示中耦合-低城鎮化質量型，5類表示低耦合-低城鎮化質量型。

3.2耦合結果分析

根據表6結果，在折線圖上反映出重慶市區縣產業經濟指數、城鎮化質量指數和耦合度趨勢（見下頁圖2）。從整體上看，重慶市縣域產業經濟與城鎮化質量耦合度在空間分布上呈“西高東低”分布格局，耦合度范圍介于0.450~1.000之間，不同耦合度范圍分別表示重慶各區縣產業經濟與城鎮化質量耦合的不同時期：拮抗時期（0.300<C<0.500）、磨合階段（0.500<C<0.800）和高耦合階段（C>0.800），其分別代表各區域的城鎮化發展進入快速發展時期、轉型發展階段和穩步發展階段。在拮抗階段的區域城鎮化發展與產業經濟在共同提升中快速發展，產業經濟是助推城鎮化快速提升的重要因素；處在磨合階段的區域城鎮化與產業經濟處于磨合發展，調整轉型發展之中，城鎮化質量提升已經從依賴產業規模、二次投入的增長方式轉型產業升級、全要素產出比提高關，向管理、知識資源要效應的發展階段；處在穩步發展的高耦合區域城鎮化發展與產業發展進一步相協調，產業轉型已趨完善，經濟增長方式日益轉變，二者是良性耦合的發展關系。將重慶市區縣新型城鎮化質量和產業經濟指數的耦合度值進行歸類計算均值，結合耦合度均值和城鎮化質量均值，可將重慶市大致分為5種耦合類型：高耦合-高質量型、高耦合-中高質量型、中高耦合-中高質量型、中高耦合-低質量型、低耦合-低質量型（見表7）。根據表7和耦合類型的空間分布情況，重慶市新型城鎮化質量指數在五個區域里的順序是：1>4>2>3>5，產業經濟指數的順序是：1>2>4>3>5，說明產業經濟指數高的地區，城鎮化質量相對較高；然而渝東北、渝東南地區的結果顯示城鎮化質量雖然較高，但產業經濟指數并不高。在重慶市域內，產業經濟指數和城鎮化質量指數的耦合度值普遍偏高，尤其是1、2、4類，耦合度分別為0.998、0.983和0.907，3類和5類分別為0.825和0.553。重慶市各類型區域新型城鎮化質量和產業經濟耦合特征如下：（1）高耦合-高城鎮化質量型。該類型的耦合度0.990<C≤1.000，城鎮化質量Q≥0.600，產業經濟指數0.500<E<0.750，包括南岸區、江北區、沙坪壩區、北碚區、九龍坡區、渝中區。（2）高耦合-中高城鎮化質量型。該類型的耦合度0.950<C≤1.000，城鎮化質量0.480<Q<0.600，產業經濟指數0.280<E<0.850，包括渝北區、巴南區、璧山縣、江津區、永川區、銅梁縣、涪陵區、大足區、合川區、長壽區、萬州區。（3）中高耦合-中高城鎮化質量型。該類型的耦合度0.790<C<0.950，城鎮化質量0.500<Q<0.680，產業經濟指數0.100<E<0.320，包括黔江區、大渡口區、榮昌縣、潼南縣、綦江區。（4）中高耦合-低城鎮化質量型。該類型的耦合度0.710<C<0.950，城鎮化質量0.300<Q<0.500，產業經濟指數0.060<E<0.200，包括云陽縣、武隆縣、墊江縣、梁平縣、南川區、忠縣、城口縣、豐都縣、奉節縣、秀山縣、開縣、石柱縣、彭水縣。（5）低耦合-低城鎮化質量型。該類型的耦合度C<0.700，城鎮化質量Q<0.460，產業經濟指數E<0.065，包括酉陽縣、巫溪縣、巫山縣。

4結論

本文的主要結論如下：（1）總的來說，重慶市38個區縣經濟發展不均衡，其城鎮化質量和產業經濟發展在空間上呈顯著性差異。都市區和城市發展新區城鎮化程度較高，而東北、東南地區產業發展相對緩慢，城鎮化率較低。（2）從空間聚類結果看，重慶市區縣大體可根據新型城鎮化和產業經濟指數值分為4類，各類包括區縣范圍基本與都市區、城市發展新區、渝東北地區、渝東南地區重合，且指數值逐類遞減。（3）從耦合分析結果來看，重慶市縣域產業經濟與城鎮化質量耦合度在空間分布上表現為“西高東低”，耦合度范圍介于0.450~1.000之間，分別處于產業經濟與城鎮化質量的拮抗時期、磨合階段和高耦合階段，各階段代表城鎮化發展質量對產業發展的不同依賴程度，也說明各區域采取的經濟增長方式存在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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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亨溢 陳政 張引 宗會明 單位：西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