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府民歌曲辭音樂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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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橫吹曲辭。北朝少數民族較多，當時被稱為“北胡之地”，受自然條件限制以及多年戰亂影響，北朝樂府詩歌多少含有蒼涼色彩。橫吹曲辭由漢代鼓吹發展而來，《樂府詩集•橫吹曲辭》中這樣記載“橫吹曲,其始亦謂之鼓吹,馬上奏之,蓋軍中之樂也”，即，最初橫吹曲屬于軍樂。“故自漢以來，北狄樂總歸鼓吹署......用之軍中，馬上所奏者是也”[4]。從漢展至南北朝，橫吹與鼓吹發生了徹底的分離。《晉書•樂志》對鼓吹與橫吹間的區別進行了詳細的論述。同時，介紹了鼓吹曲辭的流變與分類“，橫吹有鼓角,又有胡角。……而世所用者有《黃鶴》等十曲”。
2.梁鼓角橫吹曲。梁鼓角橫吹曲為北方少數民族詩歌，具有豐富的內容，既涵蓋殘酷的戰爭生活，又包括邊塞風光，以及少數民族生活的描繪等。現傳的北朝樂府民歌多如上面所述。根據《古今樂錄》記載梁鼓角橫吹曲包括《矩鹿公主》、《狼琊王》、《企喻》在內的共三十六曲，其中十一首僅有演奏曲，二十五首既有演奏曲也有伴奏曲。同時，還包括《雍臺》、《小白凈皇太子》、《大白凈皇太子》在內的十四首樂府舊題辭曲，而《樂府詩集》中僅收錄三首，剩余的十一首已經遺失。另外，還包括《折楊柳》、《紫騷馬》、《地驅樂》等共二十七首曲辭。而《橫吹賦》中這樣記載“奏《白臺》之二曲,起《關山》之一引。采菱謝而自罷,綠水慚而不進”，可知《關山》與《白臺》應劃入到橫吹曲之中。與南朝民歌相似，北朝民歌中也有些未被收錄在《梁鼓角橫吹曲》中。其中較具代表性的當屬《魏書•李安世傳》中記載的《李波小妹歌》。該曲辭中的前兩句闡述了李家小妹的“字”，具有明顯的漢族特征，因北方少數民族有“字”之說的女子非常少。由此可推斷李家小妹可能是居住在少數民族地區的漢族人。曲辭的后兩句對小妹的高超的騎射技術進行了描寫，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少數民族的特點。又如記錄在《樂府詩集》中的《敕勒歌》描寫了少數民族游牧生活[5]。《梁鼓角橫吹曲》記載了很多題材廣泛、風格質樸的北朝民歌，例如《企喻歌》中描寫了軍中崇尚武德的精神及場景，針對多年發生的戰亂感嘆“男兒可憐蟲……白骨無人收”。也有描寫戰爭給老百姓帶來無限悲痛的，如《隔谷歌》中用“弓無弦,箭無括,食糧乏盡若為活”描寫被圍困之人，另外一首則描寫了被俘后的凄慘遭遇。另外，也有很多描寫社會現實的作品，如《幽州馬客吟》通過“黃未起贏馬,有錢始作人”揭露了貧富存在較大差距的現狀。《捉搦歌》中用“男兒千兇飽人手,老女不嫁只生口”描寫貧賤人民遭受的苦難。
二、南北朝樂府民歌曲辭音樂特征文學意義
1.促進文人樂府和樂府民歌間的良好融合。《樂府詩集》中民歌與文人樂府間的界限并不清晰，說明兩者正處在文學音樂化與音樂文學化的混沌時期。漢末“三曹”與建安詩人開始創作文學樂府詩歌，促進了民間樂府向文人樂府的轉變，在對漢代樂府“感于哀樂,緣事而發”創作意志繼承的基礎上，將悲觀慷慨的情懷融入其中，給樂府民歌與文人樂府間的有機融合提供了可能。到了南北朝時期，宮廷演奏的清商舊曲生命力逐漸衰減，很難滿足當時貴族需要。而當時西曲與吳聲發展迅速，后逐漸被皇權貴族接受，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民間樂府與文人樂府間的融合。南朝文人因生活安逸，傳統“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民歌創作動機逐漸被淡化，而是將重點放在具備民間及文人因素的樂府民歌創作上。創作過程中運用純熟深厚的語言功底、修辭手法以及創作技巧，促進了南朝民歌宮體化的轉變。而北朝樂府將大量少數民族樂曲融入其中，形成了具有濃厚北方特點的民歌，并運用與南方清商樂具有明顯區別的胡樂體系。直到南北朝樂府民歌進行融合，使該時期民歌具備南方清新婉轉、北方爽朗豪邁的特點，此時的樂府民歌發展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2.對《詩經》繼承及審美感受的影響。南朝樂府民歌經過長時間的發展，逐漸形成了以五言四句小詩為主的形式，其中“諧音雙關”的修辭手法得以廣泛應用。例如，以“蓮”的諧音“憐”。并且曲辭的聲韻之美被高度重視，為歌詞入樂提供了可能。不過這種兒女情長的小格調讓人有種境界狹隘的感覺。北朝的樂府民歌帶有宏大蒼涼的色彩，尤其漢族與少數民族文化的融合，一定程度了影響了對樂府民歌的審美觀點。如《舊唐書•音樂志二》記載“北狄樂其可知者……《慕容可汗》、《吐谷渾》、《部落稽》、《矩鹿公主》、《白浄王太子》、《企喻》也。”文中《企喻》是翻譯成漢語的民歌“，前頭看后頭，齊著鐵韋互鋅”與“放馬大澤中，草好馬著臕”與傳統樂府民歌給人以相似的審美感受，而入樂后傳統的溫婉、含蓄之美則不復存在[6]。另外，從某個層面講，南北朝樂府民歌的音樂特性從《詩經》繼承而來。《詩經》中很多內容采集于民間，因此，民歌占有很大的比重，甚至含有被人詬病的淫聲鄭風。不過，換個角度來看，詩經音樂性的真實性也因此得到驗證。
作者：金云霞 單位：河南牧業經濟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