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歷史文學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中”文化傳統

中國傳統文化里的“中”并不僅僅是一個地理概念，還是一個歷史概念和文化概念。中國古人對時空的把握和體認，源于對自然及其變化的觀察。我們的先人認為，大地是一個正方形的平面，中國處于大地的中心，中國之外有四夷，四夷之外有四海。而大地的絕對中心就在中原地區。在中國人獨特的宇宙觀念下，鄭州登封成為中國早期王朝建都之地和文化薈萃的中心，中國幾大主流文明———儒、佛、道都在這里建立了弘揚傳播本流派文化的核心基地，這里也成為人們測天量地的中心，登封“天地之中”歷史建筑群正是“中”文化的物質體現。“鎮服四海、夸示外國”的禮制文化，“傳道濟世、兼容并蓄”的書院文化，“慈航普度、仙真儀范”的宗教文化，“經世致用、求真求理”的科技文化……中國傳統文化之精華多輻輳在此，并成為中國文化生命力和創造力的源泉，輻射四方。

2010年8月1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登封“天地之中”歷史建筑群列為世界文化遺產，這表明了國際視野對中原文化“中”之特性的普遍體認，也昭示了對內包容、對外開放的中原人文精神已經成為世界人民的寶貴財富。

中原人文精神之“中”，更體現在它對異質文化的巨大包容性和改造功能，以及它的海納百川、兼容并蓄的包容精神上。“中原文化通過經濟、戰爭、宗教、人口遷徙等眾多渠道，吸納了周邊多種文化中的優秀成分，實現了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觀念的全面融合與不斷升華。……如中原地區的大汶口文化就是東夷集團的海岱民族和中原民族交往、融合的結果；鄭州大河村遺址中出土的一些富有山東大汶口文化特征的陶器，說明中原文化在那時就開始吸收周邊文化成果，熔鑄自己的文化。胡服、胡樂、胡舞、胡人食品在漢唐間傳入中原，都融入中原文化之中。世界其他地區的宗教基本都具有排他性，但是作為外來宗教的佛教傳入中原，卻被本土的儒道文化所接納，成為中原文化和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農”文化傳統

“農業最早是在中原地區興起來的。中原農耕文化包含了眾多特色耕作技術、科學發明。裴李崗文化有關遺存中出土了不少農業生產工具，為早期農耕文化的發達提供了實物證據，尤其是琢磨精制的石磨盤棒，成為我國所發現的最早的糧食加工工具。……三皇之首的伏羲教人們‘作網’，開啟了漁獵經濟時代；炎帝號稱‘神農氏’，教人們播種收獲，開創了農業時代；大禹采用疏導的辦法治水，推進了我國水利事業的發展，也促進了數學、測繪、交通等相關技術的進步”。

歷史悠久的農耕文化，豐富了中原人文精神的內涵。中原文化的基本價值觀可以歸納為八點，即：和諧共存的自然觀念，和諧共處的社會觀念，反分重合的國家觀念，以人為本的人學觀念，知行并重的求知觀念，有所作為的人生觀念，重德守信的倫理觀念，尚儉節用的經濟觀念。這八點今天已作為普遍價值被中國人接受，并成為中國文化秉持的基本原則，但在其根源處，這些價值觀卻是中原農業文明的孕育和滋生的結果。其中，像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它的前提就是因農業勞動而形成的人對土地的依附關系；人與他人的和諧共處，則是鄉居者圍繞土地形成固定社群后，協調利益關系必須持守的原則。同時，中原地區形成的國家形態，具有典型的家國同構、家國一體的特征。國家觀念上的反分重合，是農業民族重視家族血緣、社群和諧的自然延伸。而所謂的以人為本、有所作為，其前提也是因為土地首先為人的生存提供了一個不可更移的衡量，然后才有了人不斷擴張其實踐力的變量。

“商”文化傳統

中國商人、商業和商業文化的起源在中原，是考古學界、史學界的共識。鄭州商城遺址是中國商代都城的遺址，1955年發現并開始發掘，1961年被國務院列為中國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商朝人擅長貿易，“商人”稱呼即來源于此。由此可見，鄭州正是商業文明的起源地，也因此留下了商業文明的諸多佳話，如“新鄭人弦高，在經商途中遇到了秦師入侵，以自己的十五頭牛為代價智退秦軍。……第一個由政府頒布的保護商人利益的法規《質誓》就誕生于春秋時期的新鄭……最早的商家訴訟條例也發生在春秋時的鄭國即今鄭州……清代鞏義的康百萬家族，更是寫下了‘富過十二代、歷經四百年而不敗’的商業神話。由此可見，中原商業文化在中華文化體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原文化傳播工程的頂層設計

中原文化源遠流長、內容豐富，要對中原文化進行有效的傳播，必須把握好中原文化傳播的指導方針、基本內容和實現路徑，具體來講，主要應把握好以下幾點。

（一）提煉關聯文化元素

中原文化博大精深、涵蓋面廣，因此需要對豐富的中原文化加以分析、梳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古為今用、推陳出新，從中提煉出那些有助于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體現當地文化整體風貌的優秀文化。因此，應按照地緣相連、文化特質相同、歷史階段相近、外在形象相似等原則進行頂層設計，對中原文化資源進行梳理分類，通過提煉關聯的文化元素，聚焦品牌的核心元素，彰顯中原文化的整體魅力。

（二）確定中原文化傳播主題

根據上文對中原文化傳統的提煉，可歸納出四大中原文化傳播主題：第一，依托新鄭黃帝故里、始祖山、拜祖大典、炎黃文化節等核心元素，體現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和自強不息的指向，策劃“叩祖尋根”文化主題，弘揚源遠流長、團結統一的愛國精神；第二，依托“天地之中”歷史建筑群、嵩山自然人文景觀等核心元素，體現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新指向，策劃“天地探中”文化主題，弘揚海納百川、兼容并蓄的包容和創新精神；第三，依托裴李崗遺址、大河村遺址等核心元素，體現自然和諧，內斂自足、低碳環保的指向，策劃“重農興邦”文化主題，弘揚順應自然、和諧共處的和諧精神；第四，依托商城遺址、康百萬莊園、現代城市商業等核心元素，策劃“商道在豫”文化主題，體現誠、信、義、恕、讓的指向，弘揚艱苦創業、開放進取的創業精神。

（三）選擇有效的傳播路徑

文化傳播要取得良好的傳播效果，就要發揮文化的滲透力，使文化具備更廣泛的大眾基礎和更強的影響力，使之具有持續性。縱觀文化發展和傳播的歷史，可以發現，文化傳播主要通過商貿活動、人口遷徙、教育等途徑進行，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大眾傳媒逐漸成為現代文化傳播的主要手段。中原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的“正根”“正道”“正宗”“正統”，對其進行弘揚傳播就要切實使其成為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為經濟建設、社會發展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中原文化傳播要綜合運用多種手段，通過多種途徑，不斷擴大中原文化的影響力和輻射力。

中原文化的弘揚與傳播

按照以上中原文化傳播工程的總體設計，中原文化傳播主要通過以下途徑進行。

（一）開展系列宣傳活動，加大宣傳推介力度

以文化宣傳部門為主體，統一部署，開展系列宣傳活動，宣傳中原文化的魅力和神韻。首先，通過舉辦全國乃至國際性的規模較大、層次較高的推介宣傳活動，利用全國各地的文化場所和國內主流媒體充分展示中原文化，提升中原文化的影響力和輻射力。如繼續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舉辦“中原文化周”“中原文化行”等大型活動。其次，在河南省境內舉行全國或國際性質的展覽和演藝活動，如大型文藝晚會、戲劇戲曲演出、圖書節、書畫攝影展等，吸引人們的注意力，為河南作為中原文化核心區域的形象造勢，形成一個關注中原文化、學習中原文化、研討中原文化的熱潮。

再次，各級文化宣傳部門要為中原文化的宣傳與推廣提供強有力的政策和組織保障，把中原文化宣傳工作“作為一項有組織、有系統、有計劃的長期工程，每年都應當確定一個面向國際、國內市場的推廣主題，有系統地推廣中原文化。要圍繞推介活動主題，以新的思路、新的國際視野、新的科技能力、新的文化傳播載體，以開放的姿態與心胸，充分發揮自己的歷史和資源優勢，設計豐富多彩的推廣活動，搭建交流的平臺和對外文化營銷的渠道，使民眾能夠系統地了解中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精髓內容”。

（二）充分利用媒體媒介，擴大宣傳范圍

動用一切可利用的各種媒體，實現跨媒體聯動宣傳。借助出版傳媒，出版中原文化系列叢書，以中原文化為主題參加各類書博會和圖書展。借助新聞傳媒進行中原文化同一主題的文字版、音頻版、視頻版同步報道。借助影視媒體，推出以中原文化為內容的影視作品和動漫作品。借助新興媒體，在門戶網站上開設“文化中原網上巡禮”大型專題，不斷更新有關欄目之下的音視頻、圖片、文字等。通過專業機構設計研發“中原文化”智能手機終端應用軟件，實現“中原文化盡在掌中”。拍攝中原文化系列電視紀錄片，在電視臺、電臺網站同步播出，同時通過網站提供下載，通過報紙刊登解說詞、編創人員創作體會和觀眾的觀后感，全方位宣傳中原文化。

（三）不斷推出精品力作

品牌經濟時代的品牌效應反映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但在文化產品和文化產業中表現得最為突出。一個文藝巨星、一部精品佳作的市場號召力和現實影響力，是一般的數量疊加所難以企及的。所以，中原文化的有效傳播離不開名人名作的精品化。

首先，整合資源，有計劃地宣傳河南名人，可以利用系列叢書、電視系列片等打造河南名片，通過他們的成就擴大中原文化的影響。其次，加大人才培養，特別是培養大量民間文化藝人、非物質遺產文化傳承人、文化專業人士，抓緊培養、推介具有全國影響的名作家、藝術家、學者、教授、編輯、記者、主持人、出版家、創意家、文化經紀人等，通過他們的創造加工，不斷把各種優秀的文化資源加工整合成具有較高附加值、較高藝術含量的文化產品，在文化產品的推銷和推廣中傳播中原文化。

再次，借助優秀人才的聚合和綜合優勢的發揮，推出更多代表中原形象、風貌和精神的各類文化精品，創作出值得人們永久記憶的文化力作。加強對文化品牌精品力作的宣傳推廣，運用各種媒體、公共文化場所等傳播渠道，開辟專門頻道、版面、場地，展演、展映、展播、展覽中原文化的精品力作。組織文化學專家在電視臺推出系列講座，通過講故事的方式全面、系統、生動地講解中原文化。重視把傳播中原文化和人民現代文化生活密切結合，用底蘊深厚的中原文化引領百姓的文化消費，如旅游、度假、健身等。

（四）積極組織闡釋研討

第2篇

新歷史主義對《黃色的墻紙》評論實踐

通過對古爾曼的《黃色的墻紙》進行分析，采用新歷史主義對該文章進行分析，在文章中為了使故事特征更為突出，在語言使用上比較瘋狂，依靠《黃色的墻紙》敘述人的判斷是一種危險的傾向。在文章中雖沒有描述到她的瘋狂，也沒有提及任何關于她的病情，這個病的表征或許是歇斯底里的，或許是厭倦的。文章中描述了敘述者如何了解她自己的狀況，以及醫生給她的診斷，是神經質，還有些憂郁，或者是一種不嚴重的歇斯底里。

古爾曼發表這個文章的時間是1892年，她的目的是為了否定米切爾治愈她神經質或歇斯底里的努力，他的治療是讓她服從完全的休息，不能有任何工作或刺激。在《黃色的墻紙》中，無名的敘述者不斷秘密地寫作，同時裝作屈服于休息療法，而她的醫生丈夫約翰，則堅持不讓她接見客人，并保證充足的空氣和休息，放棄所有的體力的或智力的勞作。夫妻二人的沖突再現了古爾曼的這段經歷。那么，這是一段有趣的傳記式語境，實際上從這個語境中我們能夠看到在精神病領域對待婦女歇斯底里病癥主要方法上，故事直接參與，并表示了拒絕和不同意。但一種福柯式的分析將指點我們從傳記式語境中移開到文本獨立于作者的作用上，轉移到文本作為瘋狂話語的組成部分上。然而用新歷史主義的方法分析時，吉爾曼的疾病表征不會作為了解的對象，對引起病癥的社會原因較為重視，對檢驗這個病癥發揮作用的話語也重點地考慮。文章故事分析過程中，對一些問題比較重視，首先是在這個文章中小瘋狂和疾病的話語是如何發揮作用的，其次是故事怎樣參與了對待瘋狂和疾病的“普遍經濟”。

在《黃色的墻紙》中敘述者的病情起到了怎樣的效果？文章中她的疾病癥狀是在怎樣的背景下形成的？允許我們看到的是敘述者和她的醫生丈夫約翰發生的矛盾。她丈夫在處理很多事時都和她的思路不盡相同。她的愛好寫作，她對事物的懷疑和對世界的迷信，這些內容對于她的醫生丈夫看來都是那么的不可思議，那么怪異。如她十分喜歡殖民時期“怪異”的大屋，更相信這是神奇的鬼屋，然而對于她的丈夫來說感覺不可理解，并且“公開地嘲笑所有不能感覺不能看到沒有實在形狀的任何談論”。這也顯示了他們倆的觀點迥然不同，這種觀點的區別使她的意識形態也受到影響，并對她的病情產生一定的影響，也許這種意識上的區別和差異與她的病情有較大內在聯系。

文章還將權力和權威作為故事的重要支撐，將權力相互爭斗，權威認證以一定的方式表現出來，更好地烘托主題。她的兄長也是一名醫生，并且是“高級別”的醫生，她丈夫和她兄長都認為她的病情沒什么真正的嚴重性，應該是輕微的神經抑郁造成的。但這種觀點對于敘述者來說顯然她是不同意的，在對她病癥的診斷方面，她只能根據自己的感受問一個人應該做些什么，而她沒有詳細了解病癥性質的權威，因為沒有權威使得她的觀點和意見只是小范圍的個人觀點。從這篇文章看來，這又是病人的意識被醫生的主觀壓倒，盡管她在治病過程中時常講述自己的困惑、懷疑等感覺，但仍然擺脫不了她是病人，她是醫生的研究對象的身份。從中可以看到權威能使一種控制狀況進入醫學治療實踐。病人的病情為醫學話語所決定，其中病人就成為了主體。醫生從醫學觀點出發認為寫作是她病癥的重要誘導原因，因此在治療時醫生反對她寫作，這使她不得不偷偷摸摸地進行寫作，否則醫生會強烈反對，這也可使她得病。醫生警告她說寫作時思考可以誘發她的病癥加重，所以她承認她的情況總是使她感覺到糟糕。她也講述她對她丈夫約翰的診斷毫無道理而感到憤怒，并將這一切歸咎于她遭受的“神經質狀態”。她兄長和她丈夫對她的診斷被她接受，她處于反對他們理性的“不理智”狀態。因此，她接受了醫學話語為她決定的病態狀況，她是心理方面的不理智者，是行動方面的不正常者，是處理事情的瘋狂者，并且需要對她治療，需要將她糾正到重新回到醫學話語中所描述的理智和健康狀態。

以這種觀點看來，醫學話語完全施加給她，醫生依照醫學話語運用各種控制技術來對她進行治療，這種治療的主要方案就是監禁。因此，約翰按照這一原則，將妻子有意或無意地放置在屋子中。這一治療原則其實就是將她作為一個真正的病人，只能夠被醫生監禁，她也不得不臣服于監禁后的限制和觀察。《黃色的墻紙》產生了西方理性話語的人文主體，作者在寫作過程中創造人物，從而創作了她白己，在創作過程中，她雖然解放了自己，但也監禁了自己。在創作過程中，她能夠認識自己，也能夠認識文中人物的她自己，這就產生出矛盾的一面。作者是自由的，其自己也可以認為是自由的，但是這對自己了解的基礎上她卻屈從于被控制和被監禁，在她被監禁的同時她被解放了，在她靠自己的時候她卻是瘋狂的。在這種自由和監禁的矛盾中，在理智和瘋狂的博弈中，人的主體就此產生。自由只是靠某個地方、某種形式的監禁的存在才得到保證。要想體驗自由和理智，必須遏制瘋狂的發展，通過一定范圍的話語和意識形態決定和制約，主體才能真正地刻畫和塑造她自己的個性。只有通過抵抗權力，人的主體才能被遞呈到權力的手中。因為對新歷史學家而言，抵抗、自由、人文主義這些符號都是權力、權威和臣服的標志和蹤跡。

自我塑造在新歷史主義背景下的再現

威廉•福克納等作家的文本充滿了自我塑造，不再僅是英雄的頌歌，這種明顯的歷史意識釋放了個人歷史。福克納的小說發生在“南方”，嚴格意義上說，南方只是他的寫作方法，他經常把玩事實，把它們糅合、增刪、修改，賦予其完全不同于任何事實狀態的新貌，從而創造出一個具有獨特面貌的藝術世界，塑造了一個南方時代。回憶無論是對個人還是、體都成了南方社會身份的基本要素，集體回憶、討論、協商、分享甚至沖突以建立一個公認的過去。自我塑造是一種理解自我和世界的意識和話語，它作為一種物質實踐、特定的社會儀式和文化機構生產形式出現。沃爾夫筆下的《天使，望故鄉》主人公尤金在他這樣的家族生長、成長，他的價值、信仰和習俗也受到了當地人的影響，他對自己的第一次認識來源于和阿特茵小鎮的集體的認同，“聯邦之間那場內戰”實際上是尤金父母家常便飯式的爭吵的一個隱喻，尤金的困擾何嘗不是威廉•福克納等作家的困擾。當作家意識到時間的重復能帶來生活的差異性時，重復就有對時間的結構力量，作家也想通過“歷史回憶傳遞過去的知識”。

第3篇

新歷史主義從肇始之日起，就致力于為文學批評提供一個與以往不同的新視角，使讀者有機會去了解作者的政治意圖。所以，新歷史主義一度被認為是專門為文學作品的政治性解讀服務。此前，一些新歷史主義的反對者們認為:“文學批評家應該跨越歷史范疇，否則歷史學家、心理學家們會對于文學批評領域造成新的威脅。”他們這樣說的原因主要是對于他們而言，文學批評領域和其他領域是截然分開的。但是凱瑟琳格蘭杰認為，一種好的文學批評方法應該始終對各個領域持開放態度。也就是說一個好的文學批評家必須打破傳統批評方法的局限，將政治、權利和一些深刻影響人們生活的因素納入文學批評的范疇。

二、后結構主義、福柯對新歷史主義的影響

新歷史主義作為后結構主義的一個重要分支，其理論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后結構主義理論的影響。一方面，先前歷史主義對歷史語境的重視在新歷史主義的方法中得到了承繼;另一方面，后結構主義對歷史意義的消解又被新歷史主義借用來突破既有的歷史敘述。這樣一來，新歷史主義不可避免地秉承了后結構主義的一些重要思想。歷史總是被敘述出來的，因此對“過去歷史事件”的第一手把握或者最直接的感受已經不可能了。沒有一個統一的、前后一致的、和諧連貫的、大寫的單數“歷史”(History)或者“文化”。所謂的歷史其實是“斷斷續續充滿矛盾”的歷史敘述，這個“歷史”是小寫的，是以復數形式(histories)出現的。不可能對歷史進行任何“置身于其外”的“客觀”分析，對過去的重建只能基于現存的文本，而這些文本是“我們依據我們自己的特殊的歷史關懷來予以構建的”。一切歷史文本都應當得到重視，其中包括“非文學”的歷史文獻:一切文本或者文獻都體現出文本的特性，它們相互都是互文關系，對文學研究都有幫助。新歷史主義的文學觀、文化觀同時也受到法國的結構主義思想家阿爾都塞、伊格爾頓以及福柯等人的哲學思想的深刻影響。其中，福柯的哲學思想對新歷史主義影響最為深刻。福柯指出:“文化”歸根結底是具有“文本”特征的，而語言表達同樣也是話語實踐或認知的產物，其無法預知的斷裂(rup-tures)也就成為了一個歷史階段思維的主導方式。由話語產生的“權力微觀物理學”編織成一張關系網，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統統網入眾多互不相關的局部沖突之中，使個人成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懲戒機制中的懲罰者和被懲罰者。所謂“真理”其實是權利關系的產物，具有意識形態性。此外，福柯認為對于歷史的學習至關重要:歷史學家的主要任務是忘卻歷史，歷史所謂的完整性和延續性只是一種幻想，而實際存在的歷史往往只不過是互不相關的話語碎片。這些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指導了新歷史主義的歷史觀。福柯對于文學研究的重新界定和他的文化觀成為了新歷史主義重要批評共識之一。在關注福柯對于新歷史主義的重要影響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意識到，盡管福柯對權力運行模式、自我監管和對文化、歷史、意識形態三者之間的關系的闡述為新歷史主義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但是新歷史主義絕對不是福柯理論的延伸，也絕不是對于福柯理論的精細化演示。

三、新歷史主義的基本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