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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1．諾基亞訴華勤案的特征

當前，我國的軟件基本上都以授權許可的方式運行和使用。諾基亞訴華勤案作為我國第一件有影響力的軟件專利侵權訴訟，很多IT公司都對此案高度關注，認為其反映了我國當前對軟件專利的司法保護態度和狀況。諾基亞訴華勤案具有如下特征。（1）案件直接涉及軟件專利涉案專利的核心內容為：用戶直接將需要傳送的信息輸入通信設備，通信設備檢查用戶輸入內容的特性（文字、電子郵件符號@、圖片等），根據檢查結果選擇信息傳送方式傳送信息7。根據涉案專利的內容可知，該專利不涉及通信設備硬件的改進，發明涉及的設備實施的步驟都是通過軟件的運行實現。專利說明書中也多處提到通信設備實施的步驟由下載到設備中的軟件實施8。（2）涉案專利符合專利法及審查指南的規定涉案專利已經被國家知識產權局經過實質審查授予專利權；同時，該專利在侵權訴訟過程中經歷了無效宣告審查，專利復審委員會對涉案權利要求的清楚、支持、說明書公開充分、新穎性、創造性等內容進行了審理，最后作出了維持涉案權利要求有效的決定。可見，涉案專利具備專利法和審查指南規定的授權條件，是合法、有效的專利。（3）涉案權利要求具有軟件專利的普遍性涉案權利要求是采用方法步驟（計算機流程）限定的產品權利要求。對于計算機產品權利要求，審查指南只要求按照反映計算機流程的方法權利要求一致的方式撰寫裝置（產品）權利要求，這種裝置權利要求應被理解為實現程序流程各步驟建立的功能模塊，不應被理解為通過硬件方式的實體裝置，也不要求在說明書中對硬件裝置進行描述9。涉案權利要求為產品權利要求，其采用與方法權利要求一致的產品權利要求的撰寫方式；涉案專利不涉及硬件改進，所以并未在說明書中描述硬件結構，涉案專利權利要求及說明書的撰寫符合審查指南的規定。涉案專利中產品權利要求的撰寫采用審查指南要求的通常方式。目前大量的軟件專利申請按照涉案專利的方式撰寫，并獲得授權。（4）涉案專利沒有獲得司法保護涉案專利在尋求侵權司法保護時，法院沒有將涉案專利與被控侵權產品進行對比，直接認定侵權不成立，駁回其全部訴訟請求。一審法院認為，權利要求7是產品權利要求，撰寫方式是在方法步驟特征前附加“被配置為”進行限定，在文義上應該將“被配置為”理解為使具備或達到其所限定的執行某一步驟的功能或效果。然而本專利說明書中只涉及方法、步驟或者功能，而缺乏對裝置本身的描述。一審法院查看說明書全文，仍然不能發現關于裝置本身如何“被配置為”的具體實施方式。因此，原告專利權利要求的保護范圍結合說明書仍然不能確定。無需對其進行侵權比對，可以直接認定侵權控告不成立。

2．該案體現出我國軟件專利立法選擇與司法保護的沖突

目前，我國軟件專利面臨這樣的困境：一方面，我國專利法認可了軟件的專利保護地位，同時在審查指南中專門列出一章對其撰寫要求作出詳細規定；另一方面，經過實質審查和無效程序確認符合專利法和審查指南規定的專利權，卻被法院認定不能確定保護范圍，無需進行侵權比對，直接認定侵權不成立。可見，目前我國軟件專利存在立法選擇和司法保護的明顯沖突，一項符合專利法及審查指南規定的專利權，可能在尋求侵權司法保護時，權利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得不到法院的認可。事實上，軟件專利技術公開、激勵創新和抑制競爭、增加社會成本方面的關系，一直是困擾立法者的成本效益命題。同時，應該給軟件專利設置怎樣的撰寫規則，以實現權利人和社會公眾之間的利益平衡，也是立法者需要考量的問題。在當前的立法者已經給出了明確的價值選擇，同時通過審查指南規定了具體撰寫要求時，符合專利法和審查指南要求的軟件專利就應該得到社會認可和司法保護。在軟件專利獲得授權時，公民便獲得了該項財產權利，在尋求司法保護時，被司法機關判定權利不具有保護范圍，相當于變相架空甚至剝奪了該項財產權利。立法選擇后的軟件專利財產權無法獲得司法保護，這體現了在軟件專利上兩者的沖突和不協調。

二、我國軟件專利司法保護的社會影響

基于軟件專利的特殊屬性，軟件專利的申請和持有者對于軟件專利的立法動向和重大司法判決非常敏感。我國軟件專利的司法保護狀況可能直接影響我國軟件專利申請和持有者的決策和布局。

1．對研發投入的影響

當前，有980家跨國公司在我國設立了研發機構，我國正吸引著大量研發投資[2]，有些跨國公司在我國設立的研發機構比在其本土還要多。我國在2007年就已經是僅次于美國的研發投入第二大國10。預計到2020年，我國的研發投資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將增長到2.5%11。在我國軟件專利領域，國內外IT公司均存在巨大的投資。微軟、甲骨文、高通、愛立信等IT業跨國公司均在我國設立了研發機構，這些國際性研發投資無疑對我國的經濟增長和創造力培養極其重要。華為、中興等國內通信企業也在軟件專利上存在巨額投資12。這些IT業的投資者自然希望通過研發投資產出的技術成果能夠得到知識產權的保護。由于版權不能保護軟件模塊的功能，技術秘密存在反向編譯的可能，尋求軟件的專利保護往往成為他們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選擇。一旦這些投資者認為，中國法院對于已經獲得授權的軟件專利可能以不具有保護范圍為由拒絕給予司法保護，他們可能得出在中國研發投資的技術產出得不到有力的司法保護的結論，從而減少或轉移在我國的研發投資，最后可能影響我國整體經濟增長和技術產出。

2．對軟件專利申請的影響

通過對軟件領域中國發明專利申請量的檢索分析，筆者繪制了軟件領域中國發明專利年申請量13和中國發明專利年申請總量14對比圖（圖1），以及軟件領域中國發明專利國內年申請量和國外年申請量對比圖（圖2）。由圖1可以看出，在我國專利法制定之初，對于涉及計算機程序的發明授予專利保護的條件相當嚴格，相應地，軟件領域中國發明專利申請的數量相當少。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國專利法及其實施細則的修改和實施，以及審查指南的修改，放寬了軟件發明專利的授權條件，使得軟件領域中國發明專利申請量有了較快增長，從2000年左右起，同時期軟件領域中國發明專利年申請量的增長率明顯高于中國發明專利年申請總量的增長率。隨著我國立法對于軟件發明專利的保護給予肯定，以及相對穩定的法律環境，我國國內相關行業的企業得到了積極的影響。如圖2所示，2000年之前，國內企業與國外企業的軟件領域中國發明專利年申請量增長趨勢接近，國外年申請量較高；2000年之后，國內企業的軟件領域中國發明專利年申請量的增長率大幅提升，自2006年起，國內年申請量超過了國外年申請量。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國的法律環境的變化對軟件領域中國發明專利申請量的年增長率有一定的影響。我國軟件專利相關法律環境較為穩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我國軟件專利申請行為更加活躍。目前我國的相對穩定的相關法律環境，主要在于立法環節對于軟件專利申請產生的正面積極的影響。法的制定和法的實施共同構成我國的法制環境，司法保護作為我國法制環境的重要環節，必定會對我國的軟件專利申請量造成影響。目前，我國軟件專利司法保護方向尚不確定，對諾基亞訴華勤案，業界還在期待其最終結果以及我國其他地區對待軟件專利的態度，一旦該案目前的結論成為我國軟件專利的司法審判趨勢，必定會對我國的軟件專利申請造成負面影響。

3．對我國專利權保護國際評估的影響

專利權保護評估作為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狀況的一部分，常常被國際機構和其他國家用來評價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以決定對華的貿易政策和指引私人投資。專利權保護評估主要依據權利人和國家對專利申請的認可和對專利權的維護程度[3]。專利保護評價主要體現在立法保護、行政審批保護和司法保護3個環節。我國的專利立法保護成果已經得到國際認可，我國專利立法內容達到甚至超過了TRIPs協議規定的我國應該達到的保護水平15。我國專利行政審批發明授權率達到62.8%，發明專利審批時間縮短到22.6個月，均已達到國際專利行政審批較高水平16。在專利立法保護和行政審批保護均已達國際前列時，我國的專利司法保護仍然沒有得到國際認可，國際學術界批評我國維權保護不夠充分和有效的聲音常常出現17，美國的《特別301報告》并不認可我國的知識產權司法保護18。提高我國的專利司法保護水平，已經成為提升我國專利權保護評估體系最重要的一環，其結果可能直接影響他國對華貿易政策和私人貿易投資。

三、對我國軟件專利司法保護發展的建議

我國軟件專利司法保護需要在專利或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大框架下發展，對專利或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有益的因素都會直接或間接地促進軟件專利司法保護的發展。筆者認為，下述問題在我國的軟件專利司法保護中體現得更為突出。

1．有限的司法能動性

對軟件是否應該給予專利保護，以及需要給予多大程度的專利保護，是需要立法者一直考量的問題。隨著軟件專利對技術的激勵與促進程度發生變化，對競爭的規范和抑制關系發生變化，對于軟件專利的立法方向可能需要不斷變化和調整。然而，上述問題并不是軟件專利的司法保護應該考慮的問題，法院不應該基于其認定的軟件專利的價值取向影響案件的處理。作為成文法國家，我國司法并不具有創設法律的功能，我國法治賦予司法的基本功能是執行法律，即在立法所設定的法律框架內，嚴格執行法的精神、原則、規則。目前，我國軟件專利的立法方向已經明確，保護要求和尺度也在立法中明確記載，司法保護應該嚴格執行立法者設定的規則，對符合法律要求的軟件專利給予明確的司法保護。這要求司法機關保持有節制的司法能動性，清楚界定立法劃分的其應該嚴格遵守的領域和能夠自由裁量的領域。司法機關在判斷被告是否實施了軟件專利，具體進行專利侵權比對時，可以充分發揮法律解釋以及價值判斷的權力，但在對軟件專利的認可性以及撰寫要求這些有明確立法選擇的問題上，要保證當事人的基本預期，不能讓當事人承擔立法時沒有規定的要求和負擔。尊重立法者對軟件專利的價值判斷和選擇結果，尊重當事人通過研發投入和積極申請獲得的軟件專利財產權，是軟件專利司法保護最基本的要求和保證。

2．與行政授權、確權程序的協調與銜接

第2篇

[論文摘要]近幾年北京、上海、浙江的部分關于商號權與商標權沖突的案例，最終的結果幾乎全部都是商號權侵犯了商標權，這樣的結果暗含了兩個問題：一是商號權的位階低于商標權，二是商標權不會侵犯商號權。本文將對上述兩個問題進行反駁并提出保護商號權的建議。

一、準確把握商號的概念

法學界對商號的的界定有廣義說與狹義說，廣義說認為商號與企業名稱、廠商名稱同義。狹義說認為商號是企業名稱中的核心組成部分，反映企業名稱的顯著特征。筆者采用狹義說，第一個理由是因為本文從知識產權的角度討論商號的問題，商號具有識別商事主體的作用，是商事主體獨具特征的反映，是一種智力成果。第二個理由是因為商號與企業名稱有很大的不同：一、從結構上看，商號包含在企業名稱之中。商號是企業名稱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企業唯一可以自我命名和設定的一項內容。二、從功能上來說，商號主要用于區別同行業的不同企業，如“奇瑞”與“張小泉”，并因此與商標產生了交集；而企業名稱則是對企業登記地、行業、組織形式的綜合反映，能較全面地反映企業信息，因此不會與商標直接產生沖突。三、從使用范圍來說，商號可以用于商品或者服務的包裝、裝潢、可以突出使用，以引起相關公眾的注意；企業名稱只能按有關法律的要求在包裝上進行注明，以表明產品或服務的來源。從這個角度說，保護企業名稱就是保護商號，因為企業名稱組成部分中商號才具有最突出的識別功能，是一個商事主體與另一個商事主體相區別的標志[1]。

二、商號權與商標權不公平的沖突

（一）商號權與商標權產生沖突的形式

所謂商標權與商號權的沖突，是指不同的商標權人與商號權人因使用了相同或相近似的商品代表符號而使消費者對商品或服務的來源產生了混淆，使其誤認為兩者之間存在某種特定聯系，從而誤購商品或接受服務，造成兩者的權利沖突[2]。

有的學者認為，在實踐中商標權侵犯商號權的案件少之又少，兩者的沖突形式實際上表現為商號對商標專有權的侵犯[3]。有的學者認為兩者的沖突其實就是兩種：1.后注冊的商標專有權侵犯先登記的商號權，如杭州張小泉剪刀廠訴上海張小泉剪刀總店一案；2.后登記的商號權侵犯先注冊的商標專有權，如北京高院終審的臺灣蜜雪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訴蜜雪兒服飾（北京）有限公司一案。有的學者認為兩者的沖突表現為三種，除上述兩種以外還有一種即商標商號的交叉侵犯：當商號與商標不一致的時候，商標和商號分別被他人登記為商號、注冊為商標。還有一種觀點將沖突形式分為四種[4]：除了包含第二種觀點以外還包括商號登記與馳名商標的淡化和將老字號注冊為商標引發的沖突。

筆者同意第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和第二種觀點不全面，忽略了現實沖突的存在。第四種觀點中的后兩點無非是前兩種觀點中的特例，并無單獨列出之必要。

（二）商號權與商標權產生沖突的原因

商標是區別不同商品或者服務來源的標志，由文字、圖形或者其組合構成；商號是區別不同企業的主要標志。商號與商標的根本區別在于一個商標只能有一個注冊人，而一個商號可以有多個使用人。商標、商號也有密切聯系，尤其是它們在將本企業與其他企業、本商品與其他商品相區別的作用上十分類似。因此他們的沖突就顯得不可避免。

法學界對商號權與商標權產生沖突原因的歸納大同小異，筆者將其歸納為五點：首先是地域性原因，因為首先商號的登記注冊制在核準[5]機關所屬地域范圍內受到保護，即在不同的地域可以有相同的商號。但是商標不同，不論地域性，都有可能侵犯了先注冊商標權利。其次的原因是行政管理部門不同。商標、商號的這種行政管理上的互不交叉，分別保護，各行其道。此為其二。關鍵的問題是，商號是一個企業的代表，商號所代表的企業如果生產的商品與雷同商標所代表的商品相同或者類似的話，又一定會使得消費者產生混淆。這就是第三個原因。第四個是法律法規方面的原因，沒有專門保護商號權的法律法規。第五個原因即該沖突就是利益驅動一切的表現，可以說是一切違法事件的源動力。

（三）商號權在與商標權沖突中的不公平待遇

既然商號與商標的沖突必不可免那就表明兩種權利的沖突已經發生，沖突的解決之道無非是犧牲一者的部分或全部利益或者是通過一定的規則協調兩者的利益交集。商號權與商標權都有各自的權利載體和規制對象，彼此性質截然不同，前種解決方法是不可取的，那么我們就要創造出公平的規則來為兩者各自劃出生存空間。這個規則就是法律，但是在實踐中這個規則并不公平，保護商標權的法律不論從數量上還是位階上都要高出保護商號權的法律。

而且從筆者所見到的案例中，有這樣兩種現象[6]：一是涉及商號權利人告商標權利人的案件少之又少，大部分都是商號權侵犯商標權。在現實中商號權真的是很少被侵犯嗎？張小泉案件和華光案件[7]可以看作是商標侵犯商號的專有權，但事實上本案是商標權利人狀告商號權利人，只是訴求不予以肯定，間接的表明了商標權對商號權的侵犯。二是幾乎所有的案例都有這樣的現象：企業將商號注冊為商標并用于商品或服務當中，而其他企業的商號與之相同后，前者都無一例外的通過侵犯商標專用權將后者告上法庭，而不是以侵犯商號權為訴由。這里是否暗含著這樣一個邏輯：侵犯商標專用權的救濟比侵犯商號權的救濟效果更好，當事人可以獲得更多的侵權損害賠償呢？這些案例的存在顯然是證明了這樣的邏輯，但是這個邏輯本身是有問題的。

三、商號權相對于商標權在司法保護中的弱勢地位

我國法律對商號和商標實行分別立法的制度。涉及商號保護的法律法規主要有：《民法通則》、《企業名稱登記管理規定》（該規定對于商號的法律性質、地位、保護等問題規定的含糊不清）、《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有關商標保護的法律主要有《商標法》、《商標法實施條例》、《馳名商標認定和保護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標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等。

弱勢之一：立法保護不完善。后登記商號權侵犯先注冊商標權的時候，商標權總是可以得到保護，但是當后注冊商標權與先登記商號權沖突的時候，對商號權的保護明顯偏弱，商號與商標的共同點很多，都是區別商品來源的，兩者的構成上也有交叉，因此對商標權的保護應該同樣給與商號權。

目前對商號權的保護一種觀點是通過商標法中第九條的規定，申請注冊的商標不得與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權利相沖突。WTO的TRIPS協議第16條規定：“商標權不應損害任何已有的在先權，也不得影響成員依使用而確認效力的可能”，但在先權利的范圍包括哪些商標法以及TRIPS協議都沒有規定。

第二種觀點是通過國家工商管理局的《意見》，該法第五條（一）規定，“將與他人企業名稱中的字號相同或相似的文字注冊為商標，引起相關公眾對企業名稱所有人與商標注冊人的誤認或者誤解的”視為混淆。第四條規定，商標中的文字和企業名稱中的字號相同或者近似，使他人對市場主體及其商品或者服務的來源產生混淆（包括混淆的可能性），從而構成不正當競爭的，應當依法予以制止。而《商標法》中侵犯商標專用權的規定并不要求權利人證明其注冊商標是著名商標，在相似性判斷當中，依據的也是客觀標準，只要行為人使用的標識育權利人的注冊商標客觀上相同或者近似，不管其主觀是否故意，均構成了對商標專用權的侵犯[8]。《反不正當競爭法》確定的責任形式多為行政責任，比如罰款、責令停止使用違法注冊登記的商標商號等等，卻沒有撤銷或者變更商標或者商號的權力或判處侵權損害賠償的權力。

弱勢之二：在先權問題。筆者在上述分析中提到，由于商標法中的“在先權”不包括商號權，這就使得商標權可以毫無顧忌的侵犯先登記的商號權。

對于惡意注冊或使用商業標記的行為，實踐中比較一致的予以制止，筆者認同此做法。但在經營者主觀善意的前提下造成了公眾混淆的情形，理論與實務傾向于：商標注冊在先，商號登記在后時，如兩者有沖突，則法律應保護商標權人的權利與利益；但若企業商號登記在先，商標注冊在后，如果商號權能夠對抗商標權，受法律保護的則應是商號權；如果商號權不能對抗商標權，且商標權合法有效，商號權人則在其相應范圍內仍然享有企業商號專用權[9]。筆者對此頗多疑惑，商標權與商號權是平等的，何謂“對抗”？商號注冊以后，其保護范圍僅僅限于登記核準機關所屬區域（此處排除在國家工商管理局注冊的在全國范圍內給與保護的企業名稱），那么對于保護地之外的商標權侵犯該商號權的行為是否可以給與制裁呢？在保護地外的商號權既然不會得到保護，這是否表明，在該區域的企業的商品只有在該區銷售才比較安全，在區外銷售則是具有一定風險的呢？這種風險有兩種，一是被其他經營范圍相同的企業或者商標所代表的相同或者相似的商品模仿，卻不能；二是被其他商號或者商標使用者，因為本商號沒有受到域外保護而必然承擔敗訴的風險呢？因此可以借鑒《美國聯邦商標法》，明確在先權的范圍包括商號權，對解決商號權和商標權的沖突問題遵循在先原則加以解決。從解釋論的角度看，在商號權納入知識產權的保護體系之前，將商號權放進《商標法》中的“在先權”的范圍之中，是解決商號權地位低于商標權的重要手段之一。四、加強對商號權保護的建議

既然都應該是知識產權大家庭中的一員，地位就應該是平等的，因此我們必須著手解決目前商號權在商標權面前的弱勢地位，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案。

建議之一：商號作為商品或服務的代表符號，當然應該實現“客體共享，權利專有”。商號具有財產屬性，可以作為資本直接投資，可轉讓繼承并獲得利潤；商號具有人身屬性，與特定的商業主體的人格與身份密切聯系，商號一經注冊應保持穩定性與主體資格同生同死?？梢娚烫栆矒碛兄R產權客體的人身性與財產性，因此商號應該被納入知識產權法的保護體系，商事主體應該依法對商號享有專有權，法律應該賦予商號權的排他性和專用性。

只有將商號權納入知識產權體系，才能一改商號權的弱勢地位，同時明確商號的民法屬性，才能制定相應的侵權損害賠償規則。所以，要解決商號權和商標權的沖突，當務之急是賦予商號權與商標權同樣的法律地位。明確商號權的知識產權屬性，對其按知識產權加以保護，建立統一保護體制。

建議之二：將商號權納入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之后，我們便可以因此將商號登記機關按照商標注冊機關的注冊模式重新建立，使得商號擁有全國各地區的對抗效力，即不同地區的企業在經營范圍相同的情況下不得使用相同或者近似的商號。這樣一來，商號權與商標權的實質保護就基本相同，利于改變我國目前混亂的商號權保護現狀。筆者在此還要提出一個商號權與商標權不對等的的問題，就是關于馳名商標的保護。馳名商標的設立是為了給與在全國甚至是世界范圍內都享有盛譽的商標以特殊的保護，促進該企業的繼續發展，維護市場和交易的。商標法第十四條規定“認定馳名商標應當考慮下列因素：（1）相關公眾對該商標的知曉程度；（2）該商標使用的持續時間；（3）該商標的任何宣傳工作的持續時間、程度和地理范圍；（4）該商標作為馳名商標受保護的記錄；（5）該商標馳名的其他因素”。那么商號因為和商標同樣具有區別商品或者服務的來源的功能，并且同樣會成為一種無形資產，為企業或者商家帶來利潤，因此馳名商號的設立應該與馳名商標一樣，是必不可少的。

參考文獻

[1]姚俊峰，《論我國商號權及其法律保護》[J]，載于《滄州師范?？茖W校學報》

[2]馮曉青，《知識產權理論與實踐》[M]，知識產權出版社64頁

[3]周曉冰，《商標與企業名稱沖突問題研究》[J]，載于王振清主編《知識產權判例與法理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316頁

[4]王赫，《解決我國商標權與商號權沖突問題的法律對策》[J]，載于《甘肅理論學刊》2007年1月第1期總第179期

[5]參見鄭成思主編，《知識產權應用法學與基本理論》[M]人民出版社473-474頁商號權的保護范圍等同于企業名稱保護范圍，因此他的保護范圍是核準機關所屬行政區域，而不是登記機關所屬行政區域。限于篇幅筆者，其原因在此不做展開

[6]參見以下案例：陶鑫良，《權利沖突權力平衡和協調上海召開“張小泉”案專題研討會》載于《中華商標》1999年第5期；《北京一中院對“小土豆”餐飲商標侵權案做出判決》載于《商標通訊》2001年第1期；《浙江依法撤銷以馳名商標“雅戈爾”作為企業字號的注冊登記》載于《商標通訊》1998年第3期等

[7]宋琳，《當商標遇到商號……商標權與商號權沖突評析》[J]，載于《經貿世界》23頁2004年5月

第3篇

關于知識產權刑事犯罪方面的規定，TRIPS協議只在第61條中有所體現，它要求各成員國對具有商業規模的故意假冒商標或盜版行為及其他侵犯知識產權的罪行采取刑事措施，但其規定較為籠統：一方面，僅要求各成員國對受到侵犯的知識產權進行刑事司法保護，這就使得各成員在操作過程中的自很大，需要自己決定在眾多刑事措施中(包括罰金、監禁及沒收、銷毀侵權產品以及用于實施犯罪行為的物品)采取何種具體的刑事司法保護措施；另一方面，對于何種程度的盜版符合“具有商業規?！?，該條款亦無具體規定，而是讓成員國“根據其法律”進行規定，只對各成員國具體規定時所要遵循的規則作了兩方面的概括，其一，所規定的處罰要符合同等嚴重性犯罪所受到的處罰之水平，其二，所規定的處罰能對盜版違反行為產生足夠的威懾力，達到“警醒”的效果。

二、我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與TRIPS協議的差距

(一)知識產權的民事救濟方面的差距

第一，我國對證據的規定在民訴法以及相關的司法解釋中，其中《證據規則》第75條的規定與TRIPS協議中有關證據的規則最為相似,通過認真研究法條可以發現兩者適用的前提并不完全相同，TRIPS規定的前提是一方當事人在提供了支持自己訴訟請求的證據后，只要指出對方持有對其不利的證據即可，我國則規定一方當事人須證明對方當事人持有對其不利的證據?？梢姡覈囊幎ū萒RIPS協議的規定更加嚴格一些，使知識產權人運用該條規則的難度加大。

第二，我國的財產保全與臨時措施相比，相同點在于都是可能針對財物采取的強制措施,區別在于財產保全的對象是與訴訟有關的財物，臨時措施針對的是侵權行為和被訴侵權的商品。我國民訴法中的先予執行與臨時措施雖都有立即停止現實侵害的作用,但差別在于目的不同，先于執行是為了滿足當事人的基本生活需，例如追償贍養費、撫恤金、醫療費用、勞動報酬等，當事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關系沒有爭議，并且情況緊急不采取先于執行的話將有損一方當事人的利益，臨時措施是為了在侵權活動發生之際，采取有效措施來制止侵犯知識產權活動的行為?？梢?，TRIPS協議的臨時措施比我國的證據保全、財產保全和先予執行制度，就保護知識產權方面更具有針對性也更全面，我國相關制度應就此差距作出適當的調整以和TRIPS協議接軌。

(二)刑事措施方面的差距

TRIPS協議中只提到對有關商標和版權領域內具有“商業規?！钡募倜靶袨榻o予嚴厲的刑事懲罰。07年高院和高檢頒布了《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在這個《解釋》中規定，非法復制的盜版行為的最低處罰標準是500張，這比04年《解釋》中的標準整整降低了一半，在實踐中，真正按照法律的規定予以制裁的犯罪行為卻少之甚少，盜版行為依舊比較猖獗，知識產權得不到應有的保護，致使我國在國際社會屢屢遭到發達國家的指責。

三、我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行政保護與司法保護之間缺乏協作

在我國知識產權的保護中，執法與司法機關各自為陣、相互之間缺乏協作的現象比較嚴重，嚴重影響著司法機關對知識產權的進行保護的效果和效率。首先就是司法機關與執法機關在實踐中缺乏協作，溝通不暢，互相推諉。由于地方保護主義色彩濃重，加之部門自身利益的驅動等等，行政執法機關常常越俎代庖，將本應向司法機關移送的案件緊抓不放，甚至越權處理時也“以罰代刑”。有關信息方面，進行信息交流的平臺過于落后，目前大多數地方的信息共享還主要是依賴日常工作文件的傳遞，這種信息交換的方式屬于交差式的架構設置，并且常常流于形式，并沒有達到信息交流的效果。

(二)知識產權審判機制存在諸多問題

長期以來,知識產權的民事案件、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分別由民庭、刑庭和行政庭管理，因此適用的訴訟程序也有所不同，形成一種“差序格局”，這種格局造成了審判工作的許多弊端：耗費了大量的司法資源，影響了司法的權威，并給當事人進行訴訟活動帶來了不便。這種“三審分立”的局面，成為了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巨大阻礙。首先“，三審分立”使知識產權執法標準不統一，破壞了司法權威。知識產權案件的特點是法律問題與技術問題呈現出高度的融合，在經濟和技術日益發展的今天，知識產權案件的技術性表現的越來越明顯。然而，行政和司法人員由于知識視域不同，因此在對知識產權的原則、概念的理解有一定的偏差，造成了法官在審判知識產權案件時審判尺度和價值取向的不同，從而影響了審判結果的統一，甚至有時還出現了自相矛盾的結果，嚴重危害司法權威。其次，“三審分立”的模式使不同審判庭之間溝通協調的難度加大，也使行政執法機關與司法機關之間的協作受阻,知識產權案件尤其是涉及商業秘密或專利的案件，由于其專業性極強,而公安機關平時對這類案件接觸的又少,因此他們在處理知識產權案件時總是力不從心。

(三)對知識產權的侵權行為打擊力度不夠

TRIPS協議規定成員國對侵犯知識產權行為的打擊力度必須要達到震懾侵權行為再次發生的程度，但我國與協議的要求還有一定的差距。我國對侵犯知識產權的犯罪行為主要采取經濟制裁的形式，很少采取人身刑的方式，并且處罰的力度普遍偏低。例如財產刑，我國對盜版的處罰金額在10萬元以下，而美國對一般的軟件復制品的處罰金額高達25萬美元；在人身刑方面，我國對盜版給予三年以上的刑事處罰，而美國對一般的侵權行為的最低刑都在5年，這明顯比我國嚴厲的多。可見現在市場上盜版現象如此猖獗，主要原因就是對知識產權侵權的行為打擊力度不夠，此外，地方保護主義嚴重也是造成執法力度不夠的主要原因之一，侵權人為了到達不法目的，多采用行賄等不正當手段，某些犯罪受到地方保護主義的庇護堂而皇之地得以實施著。

四、完善我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具體對策

(一)協調執法和司法

在行政機關和刑事司法機關之間建立信息互通制度。通過建立知識產權重大案件的通報制度，將案件的最新信息進行公布，確保兩機關在協調工作時信息暢通。積極建設信息共享平臺，為行政和司法協調搭建橋梁，尤其為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之間提供現代化的工作平臺，促使在具體案件的辦理上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工作得到真正的銜接。網上信息平臺的建立，為檢察機關監督立案以及刑事案件的移送提供了有效的信息來源，使知識產權犯罪行為能夠有效的得到法律的制裁，行政和司法工作得到有效的銜接，從而使知識產權得到有效地司法保護。

(二)建立“三審合一”的審判模式

“三審合一”是減少三大訴訟程序銜接障礙的最佳機制，完善我國的“三審合一”制度，可以從以下兩方面做起，一方面，加強民事審判和刑事審判的溝通和協調。民三庭在審理一般的知識產權侵權案件時，如果發現案件可能構成犯罪的，應及時與刑庭聯系，并保存相關的證據或線索，嚴格按照刑訟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將案件移送有管轄權的部門處理，確保知識產權犯罪行為得到及時、有效的審理，更好的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另一方面，提高法官的專業素質。新成立的“三審合一”機制的審判法官,一般都由原來的民三庭、行政庭或刑庭的法官組成，因此，民三庭的法官可能更擅長處理知識產權民事案件，行政庭的法官對行政訴訟的程序比較熟悉，而刑庭的法官處理起知識產權刑事案件更加得心應手，如果不改變這種“割據”狀態，那么“三審合一”審判機制的優勢就難以發揮。他們之間可以通過互相學習專業和業務能力的方式，取長補短，建立復合型的法官隊伍，確保三大程序銜接順暢，充分發揮“三審合一”審判機制的的效率優勢，實現審判程序的高效運行。

(三)加大對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制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