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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國家”“、憲法”為核心的西方政治學譯著傳播

從1899年4月開始，《清議報》專門開設(shè)“政治學譯”一欄，用于介紹西方政治學的經(jīng)典著作：最早進入晚清學人視線的西方政治學譯著是伯倫知理的《國家論》和梁啟超翻譯的《各國憲法異同論》。其中，伯倫知理的《國家論》一書影響巨大，1902年廣智書局又重新出版了該書的第一卷，題為《國家學綱領(lǐng)》。此書除了在當時對晚清學人產(chǎn)生重要影響以外，在20世紀末也引起了學術(shù)界的一定關(guān)注，并有重大研究成果發(fā)表。訛譼更為有趣的是，對于該書作者伯倫知理的介紹是在該書譯著首次見報的四年之后，1903年5月25日出版的第32期《新民叢報》才簡要地介紹了伯倫知理和其學說“，伯倫知理，名約翰加斯帕耳。以一千八百零八年，生于瑞士之直里夫國。少游學德國，修法學，千八百三十六年，直里夫大學之法學博士。同三十九年，仕政府，為高官，后轉(zhuǎn)立法官，以所研究之法學，施之實行。殆十數(shù)年，至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始去官，拜門亭之大學博士。伯氏之著述頗多，其最著者，為國法國政沿革史、德意志私法論、國家論、國法泛論等書”訛譽。《各國憲法異同論》是以憲法為核心，圍繞三權(quán)分立而展開的西方政治學譯著，雖然《清議報》第12期將其放在“政治學譯”一欄，且標注了梁啟超僅僅是譯者，但是并沒有說明原著為何及其作者，因而我們很難考證此文究竟來源于哪一部西方政治學著作。

二、以“研究方法”“、譯著講義”為主題的西方政治學研究方法推介

晚清學人在傳播西方政治學譯著的同時，也在試圖介紹研究西方政治學的方法。其實，在1901年4月7日《譯書匯編》第3期刊載的伯倫知理《國法泛論》的譯著中，就有涉及研究政治學（國法學）的方法問題。“研究國法學之方法有數(shù)種，而數(shù)種之中又有純正偏倚之別，如探理國法論及探跡國法論。所謂純正者也，由探理而為偏理國法論，由探跡而為偏跡國法論。所謂偏倚者也，法有出于理義者，亦有出于事跡者，而研究國法學之徒，其性質(zhì)又各有不同，此探理探跡二派之所由來也……理跡二者實互相資益，而非矛盾者也。”輵訛輥概括伯倫知理的論述，即研究政治學（國法學）既可以從理論入手，也可以從事實入手，不過兩者應(yīng)該相輔相成，不可偏廢。其實，更加詳細地介紹西方政治學的研究方法，也不過是在此之后三個月的事情。從1901年7月開始，《譯書匯編》開始連載東京專門學校高田早苗的《政治學研究之方法》，筆者在此詳細介紹此文，因為其不僅指明了研究西方政治學的基本方法，而且還為當時的政治學研究者開具了明確的書單。高田早苗首先明確指出“在學校之學生”與“獨修”政治學的自學者在學習政治學方面的差異性，“凡研究各種學問，在學校之學生與獨修之士，其順序方法，自迥然不同”，“獨修者，則不妨一科目卒業(yè)后，始研究他科”；接下來，高田早苗又強調(diào)政治學研究的基礎(chǔ)，“凡有志政治學者，不可不先習地理、歷史二科，此二者為研究政治學之基礎(chǔ)”輶訛輥；之后，高田早苗開始對政治學的研究順序進行指導，提出“國家學原理、國法學及行政學，皆經(jīng)誦習之后，始可通政治學之大端，然此獨屬于國內(nèi)政治學之范圍，至國外政治學，尚須別為研究”輷訛輥；最后，高田早苗又強調(diào)外語學習對于政治學研究的重要性“，欲探政治學之蘊奧者，終不可專賴國語，必擇學外國語言，以便涉獵各參考書”，“然則有志斯學者，其可不兼修外國語乎”輮訛輦。

三、以“學科體系”“、學科派別”為內(nèi)容的西方政治學學科體系構(gòu)建

事實上在上文所述高田早苗的《政治學研究之方法》一文中，高田早苗就對政治學的學科體系進行了概括（政治學）學說包甚廣，宜分類研究；分類之法，言人人殊。如伯倫知理，分國家學為國家學泛論，國法學，及政略學三種；又有分政治學為國內(nèi)政治學，及國外政治學二種者。而國內(nèi)政治學中，又分憲法及行政二科，國外政治學即萬國公法是也”。由此可見，日本學者在當時已經(jīng)對政治學的學科體系有了初步且明確的劃分。高田早苗所開具的書單是按照政治學學科內(nèi)部體系分門別類給出的，《政治學講義錄簡明章程》中提及的講義及課程也從側(cè)面反映出當時政治學學者所理解的政治學學科體系。但值得注意的是，高田早苗在此時依舊認同“政治學（一名國家學）”輰訛輦，依然把“政治學”和“國家學”劃上了等號。與之相類似，在大半年后的1902年5月，《選報》第17期刊載的《那特硜政治學小引》中，晚清學人也依舊認同根據(jù)“國家”理論對政治學的學派進行劃分。“政治學者，所謂國家無形觀念之性質(zhì)，及其發(fā)達一種形而上者之學也”“，四五十年前，歐洲政治社會一新，政治學亦遂變其面目，一擢而達學科之堂奧”。文章指出，近四五十年來，政治學學科發(fā)生了極大變化，“第一，理論與事實之調(diào)和”，“第二，哲學派與歷史派之合體”“，第三，國家批評之考究”。之后，文章依據(jù)對“國家”理論觀點的不同和研究手段的不同這兩條標準對政治學內(nèi)部學派進行兩種類型的劃分，第一種類型（理論觀點的不同）的劃分把政治學內(nèi)部學派分為“哲學派、君權(quán)派、神權(quán)派、民權(quán)派”；第二種類型（研究手段的不同）的劃分把政治學內(nèi)部學派分為“歷史學派、法理學派、心理學派、比較學派、分析學派”輱訛輦。可見此時，晚清學人仍然受到把“政治學”等同于“國家”理論和“國家學”的影響，認為政治學的研究主體依舊是“國家”，政治學的學科體系也沒有跳出“國家”理論的束縛。

四、晚清學人對西方政治學的宣傳、運用及回應(yīng)

西方政治學陸續(xù)進入國人的視線，是從戊戌維新時期開始的，這就決定了晚清學人在引入西方政治學的過程中必定要背負雙重責任：學術(shù)建構(gòu)和政治宣傳。這是時代賦予晚清政治學學科發(fā)展的特殊使命，這對晚清政治學學科的發(fā)展既有推動作用，也有一定的阻礙作用。其推動作用主要體現(xiàn)在促使西方政治學理論、學說和譯著的快速傳入，而其阻礙作用則反映在晚清學人對于本土政治學體系構(gòu)建的不成熟，缺乏對西方政治學足夠的理論理解和認知。從1899年4月伯倫知理《國家論》譯著傳入中國開始，晚清學人對于“君主立憲政體”的青睞超過其他一切民主政體，這一特征明顯地反映在西方政治學譯著的傳播過程中，而梁啟超則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早在1900年，梁啟超就明確提出“主立憲者，政體之最良者也”輮訛輧，這和伯倫知理的政治理想完全一致。1903年，梁啟超借助伯倫知理的理論再次高呼，“伯氏博論政體，而歸宿于以君主立憲為最良，謂其能集合政治上種種之勢力、種種之主義而調(diào)和之”輯訛輧。很明顯，梁啟超宣傳伯倫知理《國家論》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向國人介紹西方政治學的先進學說，另一方面就是為了宣傳自己的立憲主張。當然，這是一種雙向互動的關(guān)系———首先西方政治學中的君主立憲理論影響了梁啟超，然后梁啟超大力宣傳西方政治學學說，特別是君主立憲理論，并在此過程中又一次強化了自己對理論的理解和認識。當然這種宣傳并不是全盤照搬，而是具有了“中國化”“、本土化”的理論創(chuàng)新。隨著立憲宣傳的深入，梁啟超把立憲中更加具體的一些問題提出并加以思考，例如對于“政治道德”輰訛輧的闡釋，對于“責任內(nèi)閣制”輱訛輧的認知，以及對于“憲法精神”輲訛輧的思考。因而這一時期晚清學人對于西方政治學既有宣傳和運用，也有回應(yīng)和創(chuàng)新。

五、結(jié)語

縱觀1899年至1905年這五六年間晚清政治學學科的發(fā)展歷程，我們或許可以總結(jié)出以下幾個特點：其一，晚清政治學學科的發(fā)展需要背負學術(shù)建構(gòu)和政治宣傳的雙重責任，從西方政治學傳入中國伊始，學術(shù)建構(gòu)和政治宣傳就牢牢地捆住了晚清學人的手腳，加之“民族自尊”的驅(qū)使，在三重維度、三角關(guān)系的沖突組合之下，近代中國政治學的萌發(fā)并沒有適宜的學術(shù)土壤；其二，西方政治思想、政治學說與西方政治學的傳播混合出現(xiàn)，且大都冠之以“西方政治學（狹義上）”的理論標簽，但這幾者之間并沒有割裂開來，而是形成了一個混合多維的宣傳體系；其三，西方政治學譯著的傳播、西方政治學研究方法的推介和西方政治學學科體系的構(gòu)建齊頭并進，三者時間相互重疊、略有先后，但總體上保持齊頭并進的態(tài)勢，都是這一時期所具有的發(fā)展特征；其四，西方政治學的宣傳、運用及回應(yīng)體現(xiàn)了晚清學人對近代中國政治學學科構(gòu)建的自我意識，這為之后近代中國政治學的發(fā)展提供了理論準備和思想基礎(chǔ)；最后，晚清政治學學科的發(fā)展反映了近代中國政治學學科發(fā)展的一般脈絡(luò)，“引進西方政治學———本土化和理論創(chuàng)新———政治宣傳和現(xiàn)實批判———回歸學術(shù)建構(gòu)”，這是一條相對明晰的近代中國政治學學科發(fā)展脈絡(luò)，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和現(xiàn)實需求。但本文顯然更加強調(diào)了晚清時期西方政治學在中國的譯介和傳播，對于西方政治學在中國的教育實踐缺乏更加充分的關(guān)注，比如京師大學堂、北洋法政學堂等清末高等學校政治學的教學和研究。對于這一問題的研究，中山大學的孫宏云教授作出了相對出色的成果，對學界研究晚清政治學的學科發(fā)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鑒意義。

作者：王昆楊德山單位：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