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會研究雜志》2014年第十一期

一、財政補貼存在的問題

（一）補貼厚此薄彼，重國企輕民企、重上市公司輕中小企業與國企、上市公司相比，民企、中小企業可享受財政補貼額度不可同日而語，特別是中小企業更是甚微，補貼申請過程無比艱難曲折。2012年，財政補貼最大的10家上市公司，占補貼總額33.13%，剔除其中2家民企，8家國有控股企業占比達28.36%。LED行業“盛宴”中，財政補貼大多為大型LED企業所受益，而中小LED企業難以享受；節能補貼新政將小企業直接排除在外，引發不公平競爭的指責。盡管國企擔負“穩物價、保民生”之責；上市公司肩負新興產業、技術創新之任，其分享更多的財政補貼，可謂理所當然。但是，讓國企、上市公司分享財政補貼的做法，特別是產能過剩嚴重、落后的公司，值得商榷。石油行業總體利潤并不少，每年卻還能獲得數以百億計的財政補貼令人難以信服。同時，財政補貼讓國企、上市公司獲得競爭優勢，造成對民企、中小企業新的不公，違背補貼促進產業轉型、支持技術創新的初衷。

（二）設租、尋租、腐敗現象屢見不鮮財政補貼更是催生一批“補貼掮客”，利用所謂的資源、關系、項目，在政府、企業、官員之間架起了一條完整的利益鏈條。企業為了獲取財政補貼，不惜重金進行各種“公關活動”，補貼隨即成為掮客攬財捷徑。

二、財政“亂貼”帶來的弊端

（一）誘發產能過剩屢禁不止，抑制產業結構調整在政策刺激、財政補貼以及稅收減免、廉價工業用地等優惠政策下，加大了企業的投資沖動，爭項目、爭補貼，加快圈地和重復建設。同時，受不真實的“內需”影響，企業決策判斷失誤，蜂擁而上，造成產能過剩，最后只得以價格戰收場。財政補貼甚至成為LED產業“夭折”的催化劑；終端的消費補貼變成為直接補貼生產企業。再將補貼注入產能過剩領域，由此形成的資源錯配更是扭曲、掩蓋價格關系，背離產業發展方向，不利于落后產能的淘汰。

（二）違背了市場經濟所倡導的自由競爭，弱化了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功能盡管產業引導性補貼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保殼”、“不退市”補貼的加劇使得退市制度形同虛設，嚴重影響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效率，干擾了正常市場秩序。同時，財政補貼的實質是一個利益再分配問題，無形中將企業分為受惠企業和非受惠企業。倘若二者存在競爭，補貼無疑使非受惠企業處于不利地位，甚至直接威脅其生存。

（三）日漸增多的“騙補”、日益嚴重的“補貼尋租”等亂象使補貼績效下降，成為財政重荷過多過濫農業、新產業補貼沒有換來農產品質量與農業效率大幅度提高，也未能使我國邁入科技創新時代。相反，卻成為尋租的對象。財政補貼“生”不出現代化農業，也“養”不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新產業。應及時調整現有的農業、新產業等補貼策略，否則會嚴重拖累財政，特別是在財政收入增速放緩之下會進一步放大財政風險。農地流轉“套補”，扭曲了政策本意，浪費了財政支出，挫傷了種糧熱情。

［摘要］農業保險近年來在保障農民收入，確保農業生產活動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我國農業保險發展較遲，但是這些年來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我國也躍居為世界上第二農業保險市場。由于農業保險不同于普通的商業保險，具有賠付率高的特點，所以為保證農業保險的順利運行，國家對此方面的財政支持必不可少。文章通過借鑒美國農業保險的財政補貼制度研究，對我國農業保險財政補貼提出相關意見。

［關鍵詞］農業保險;財政補貼;美國

1引言

農業保險具有降低風險的功能，是近幾年來普遍采用的新興支農政策，也是農業支持政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現階段，農業保險對于農民來說至關重要，而且實施農業保險策略在農村已經完全可行，業內對兩者也已達成共識。由于農業保險具有高風險性，所需費用也比較高，保險賠付也較高，適當的政府財政補貼是農業保險穩健運營必不可少的條件。自1938年至今，經過80年的探索與發展，美國逐漸形成了政府財政補貼農業保險的基本框架，建立了比較合理的相關財政補貼機制，農業保險越來越發揮著重要作用。相比較而言，我國對農業保險的支持起步較晚，于2007年才開始實行。盡管農業保險被越來越廣泛地運用，但我國的保險補貼政策還存在許多不足之處，如補貼機理不明確，方式單一、補貼額度不高等。因此，為完善農業保險補貼政策，本文參考了美國的先進經驗，提出相關建議。

2美國農業保險的財政補貼制度

美國針對農民和保險公司的雙向財政補貼機制，促進了政府、參保戶以及保險公司的團結合作，同時使財政補貼更為公平地惠及每個農民，確保資金有較高的運作效率。美國農業、保險的財政補貼制度按照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部分:事前純保費補貼、事中經營管理費用補貼與事后再保險。

2.1事前純保費補貼

美國農業法案以及相關法案對純保險補貼機制的內容作了界定。美國政府為了使農民主動參與農業保險，實施了有差別的補貼策略，主要是根據不同的保險類別、不同的保障水平及保險單位三個方面來確定補貼額度。(1)保險險種。美國農業保險業推出了多種多樣的保險產品，不同的保險產品有不同的回報率，其風險損益也各不相同，因此，差異化的保費補貼更具科學性和合理性。與收入保險產品相比，產量保險產品的保費補貼要略高，團體保險產品的保費補貼與個體保險產品的保費補貼相比，前者要高于后者。(2)保障水平。保險的保障水平與政府的保費補貼呈負相關關系。對于最低保障水平的巨災保險，政府補貼純保費的全部;對于保障水平很高的擴大保障保險而言，政府的保費補貼比例較低，具體為38%～67%。就個體保險產品來說，當風險保障水平呈遞增趨勢時，政府的保費補貼就呈遞減趨勢;反之，則政府保費補貼越高。兩者呈負相關關系。(3)保險單位。2008年，農業法案以保險單位作為依據確定了保費補貼比例。進一步對保費補貼的差異性進行了細化，農民在參加農業保險時，選擇的保險單位覆蓋的作物品種越多，越有利于分散風險，就能獲得更多的保費補貼。在保障水平相同的前提下，農場單位的補貼比例在各種單位的比例中是最高的，其次就是企業單位，獲得補貼最少的是基本單位。

一、解決公交企業財務管理問題的對策

(一)合理制定財務管理目標

公交企業最理想的財務目標應該是創造最大化的社會價值以及為企業帶去最大化的經濟效益。社會價值最大化即是指企業為社會提供最大化的公共服務的前提下，實現自身的成長。公交企業應該做好社會價值與經濟效益二者之間的平衡，使得它們互相促進、共同增長。公交企業既然是企業，就必須有經濟效益的考量，但公交企業也不能單方面追求經濟效益，眾所周知，現代企業必須具備承擔社會責任這一最基本的品質，獲得更高的經濟效益，有效的途徑就是創造最大化的社會價值。作為城市功能的重要組成部分，公交企業必須首先滿足社會價值的實現。在此前提下，推動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實現企業的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兩者之間的完美統一。因此，公交企業必須把實現最大化的社會價值作為其財政補貼下的最基本的財務管理目標，為此所付出的全部成本價值，即為公交企業的最大目標成本，此目標成本約束下，企業通過多種方式和途徑，尋求成本與收益的平衡。最終，產生的難以彌補的差異，成為尋求財政支持的依據。

(二)加強公交企業的資金管理

公交企業要解決財務管理問題，就必須加強對企業資金的管理。公交企業有財政補貼的撥付，為企業運營解決了后顧之憂，而財政補貼一般結算到當年年底，撥付在下一年度，甚至到下一年年底，企業應加強預算管理，保證資金均衡運轉，在財政資金到位前，要善于籌劃利用應收、預付等財務手段，穩定運營；財政資金集中撥付到位之后，要善于理財，體現資金集中的貨幣價值。另外，隨著公交IC卡的普及，城市公交預收款項、租用押金資金量保持著增長，且日趨穩定，IC卡余額的資金管理，也是公交系統新的效益增長點。

(三)重視公交企業的資產管理

由于有著財政補貼的大力支持，公交企業的運營車船大多數是財政購買或財政擔保下的貸款或融資性租賃取得，隨著城市規模擴張，公交出行的延伸，公交企業規模在增長，用于營運的固定資產也快速增長并不斷更新換代，固定資產無論是數量還是價值總量都越來越大。因此，公交企業的財務管理部門應該與資產管理部門攜手合作，建立一套科學、完善的資產管理制度。要運用科技手段加強技術管理，通過改進和完善公交車船的調度、使用、保養、維護等管理制度，延緩公交車船的使用性能的下降；通過培訓、考核、激勵等手段提高基層操作人員的素質，促進固定資產的保值；通過制度設計，加強固定資產的采購、報廢、轉讓管理，避免資產閑置與浪費；還可以利用GPS衛星定位系統和智能調度系統等現代的科學手段取代傳統的人工調度運營車船的方式，從而達到提高公交車船使用率提高運營效率的目的。總之，公交企業的財務管理部門要建立一套創新、科學的資產管理模式，以應對企業發展的需要。

(四)努力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

一、農業保險財政補貼效率評價的DEA模型構建

DEA方法，也稱數據包絡分析方法，它把單輸入、單輸出的工程效率概念擴展到多輸入、多輸出同類決策單元的有效性評價中，并能指出決策單元非有效的原因和程度，在避免主觀因素、簡化算法、減少誤差等方面顯示出優越性，現已成為管理科學、系統工程和決策分析、政策效率評價等領域中的常用分析工具。

（一）縱向評價模型與指標選擇縱向評價模型以我國2007年至2012年的農業保險財政補貼序列數據為決策單元，主要的評價目的是中央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即在保證一定的農業保險效果下，如何使財政投入資金最小化，因此選擇投入導向型的DEA模型。投入指標選擇“中央農業保險保費補貼”，衡量中央財政對農業保險發展的投入情況。選取“農業保險保費收入”和“農民人均收入”為產出指標。農業保險保費收入反映農業保險業務開展的規模，是財政投入最直接的績效體現。農民人均純收入反映農業保險對穩定農業生產和提高農戶收入方面的績效。

（二）橫向評價模型與指標選擇受地區數據搜集的限制，橫向評價模型以我國部分省份2012年的截面數據為決策單元。評價的目的主要是探究各地區在一定量的地方財政資金投入上是否實現了產出最大化，故選擇產出導向型（BCC模式）的DEA模型。選擇“保費補貼數額”為投入指標，保費補貼數額指的是各省區地方政府對農業保險保費的配套資金支出，“農業保險單位面積賠付”、“農業保險密度”、“農民人均純收入”為產出指標。指標含義與計算如下：農業保險單位面積賠付衡量農業生產受保險的保障程度和受災后的恢復能力，計算公式為：農業保險單位面積賠付（元/公頃）=農業保險賠付支出/耕地面積農業保險密度衡量農業保險的覆蓋面，即農業保險在農村的滲透和推廣情況，計算公式為：農業保險密度（元/人）=農業保險保費收入/農業人口

二、我國農業保險保費補貼效率評價的實證分析

通過中國保險年鑒、中國財政年鑒、中國農村年鑒和各省的財政預決算文件獲取指標數據，利用DEA軟件6.2進行測算，結果如表1和表2所示。DEA測度的是被評價單元的相對效率，當效率值等于1時，表示被評價單元在最有效率的生產前沿運行。效率值越小，表示離生產前沿面越遠，效率越低。CRS為不變規模收益，VRS為可變規模收益，CRS下的技術效率=VRS下的純技術效率乘以規模效率。對于農業保險財政補貼政策效率評價，純技術效率可以解釋為制度效率，即政策機制的完善程度是不是有效促進了農業保險的發展，包括財政投入的力度、補貼的方式、補貼的對象和補貼標準、推廣與實施等。規模效率可以解釋為農業保險補貼制度已經給定的前提下，對應的補貼投入規模是否有效，包括保險補貼的品種、補貼的市場范圍等。如果規模有效則意味著在農業保險財政投入力度和標準既定的前提下，保費補貼規模恰到好處，既不浪費也不緊缺，如果規模無效即規模遞增或遞減，則表示投入規模不合理，存在投入不足和投入過剩的現象[3]。

（一）縱向評價結果分析根據表1，2007年和2012年技術效率均為1，規模收益不變，達到生產前沿，財政資金的投入效率較高。2007年是我國實施財政補貼農業保險保費的第一年，從無到有，財政資金投入效果顯著。2012年，隨著農業保險補貼政策的逐步完善，也呈現出較高的效率。2008-2011年技術效率未達到生產前沿的年份，并且2010年和2111年均為規模收益遞減，表明當期農業保險保費補貼投入存在冗余。從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數值可看出，2008-2011年各年的規模效率均大于相應年份的純技術效率，表明這些年未達到有效生產前沿的主要原因在于純技術效率低，即財政補貼機制的不完善。

（二）橫向評價結果分析橫向評價中，受數據的限制，選取了我國15個省份作為評價單元，根據評價結果分為三類：第一類：黑龍江、福建、上海和山東，綜合效率、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都為1，高效率運行，財政補貼規模適度，財政補貼機制完善，同時規模收益為不變，意味著其在農業保險補貼領域的有效生產前沿進行運作。第二類：內蒙古、遼寧、江蘇、江西、海南綜合效率較高，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都小于1，且純技術效率都高于規模效率，即總效率的無效率主要來自于規模無效率，因此改進應該從擴大農村保險規模入手，即在擴大農業保險領域，還未充分挖掘保險市場；同時在保險的理賠、推廣及實施方面，也需進一步提高運作水平。第三類：河北、云南、西藏，綜合效率較高，但普遍存在規模效率高于純技術效率的情況，表明即總效率的無效率來自于純技術效率，因此提高綜合效率需要完善財政補貼措施。第四類：湖南、安徽、四川，綜合效率偏低，普遍低于0.3，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也都遠遠小于1，即總效率偏低的原因既有規模問題，也存在財政補貼機制不完善。

一、農業保險補貼效率測度模型構建

(一)理論模型影響農業生產效率的因素主要有自然因素與社會經濟因素。從宏觀經濟角度，可將社會經濟因素進一步劃分為:資本因素、勞動力因素、技術因素與政策因素。國家為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每年對農業生產提供財政支持，自2007年起，國家在財政支農項目中增加了農業保險補貼。因此，農業保險補貼作為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的一項投入，對農業生產具有重要影響。

(二)研究方法數據包絡分析(DEA)方法是由美國著名運籌學家A.Chanes和W.W.Cooper在1978年以相對效率概念為基礎發展起來的一種非參數的效率評價方法。該方法是評價存在多個投入和多個產出的同質決策單元(DMU)效率值的一種有效的方法［9］。DEA方法一般分為測量綜合技術效率的不變規模報酬的CCR模型(Charens、Cooper＆Rhodes)和測量綜合技術效率的可變規模報酬的BCC模型(Banker、Cha-rens＆Cooper)。通過DEA方法取得的結果和結論的有效性是相對的，當決策單元的效率值為1時，稱之為DEA有效，而當決策單元的效率值小于1時，則為DEA無效。該方法在分析過程中幾乎不需要考慮參數的性質，對處理多指標投入和多指標產出方面的問題研究具有明顯的優勢。

(三)指標選擇及數據來源運用DEA模型對中國農業保險財政補貼效率的評價依附于基于DEA的農業生產效率模型，其投入和產出變量應保證指標項可以全面反映農業生產各領域，滿足系統性的要求;同時考慮到指標數據的可取性與準確性，本文選擇農林牧漁業從業人數、農作物播種面積、化肥施用量、農村用電量、農用機械總動力、農業保險財政補貼與其余財政支持作為投入指標，選擇農林牧漁業總產值作為產出指標;以2003～2012年每個農業生產年份作為DMU決策單元。以上指標的數據均來源于2003～2012年的《中國統計年鑒》與《全國公共財政支出決算表》。

二、實證結果分析

根據表1的運行結果，2003～2008、2011、2012年份為DEA有效決策單元，2009、2010年2個決策單元為非DEA有效，占決策單元總數的20%。十年間，我國農業生產總體狀況良好。2009、2010年為非DEA有效決策單元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旱災影響，造成農業生產大量減產。尤其是2009年，屬于嚴重旱災年份，全國耕地累積受旱面積6.32億畝，旱災造成糧食損失348億公斤、經濟作物損失433億元，共有1751萬農村人口、1099萬頭大牲畜因旱災發生飲水困難。2007年，國家開始實施農業保險財政補貼政策，力求通過支持農業保險來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因此，以2007年為節點，對其前后年份分析發現，2003～2006年區間雖然都為DEA有效決策單元，但是被用作DEA有效參照的單元僅有2005年一個決策單元;而2007～2012年區間，除了2009、2010年因嚴重旱災導致非DEA有效外，其余年份均被用作DEA有效參照單元，被參照次數占總數的85.7%，并且2008、2011年被參照的次數達到2次。在實施農業保險補貼政策后，農業生產效率得到了明顯提高，除去自然災害的影響，農業保險補貼對農業生產的促進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具體到農業保險補貼效率，通過表2可以看到，除2010年農業保險財政補貼的投入有冗余之外，2007～2008、2011年份DEA有效決策單元以及2009年非DEA有效決策單元的農業保險補貼效率均達到了100%，總體上，國家財政對于農業保險財政補貼的投入與農業生產發展的規模相匹配，并不存在盲目投入扶持現象。2009年，農業生產受到旱災的嚴重影響，部分投入冗余且產出不足。但是，農業財政補貼效率卻達到了100%，修正率為0，低于其他通過投影分析做出修正的投入變量。說明即使是遭受到自然災害的影響，我國財政對農業保險補貼的效果依然是值得肯定的，農業保險補貼的高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其他投入指標受自然災害的影響，為我國農業生產抵抗自然災害的侵襲提供了保障。

2010年，同樣受到旱災影響，農業生產部分投入冗余且產出不足。農業保險財政補貼投入量為111.25，投影值為107.30，修正率為－3.55%，是其余投入變量修正率的近7倍，如此高的投入冗余，在10年內的農業生產中較罕見。分析認為，造成2010年投入過剩產生冗余的原因，可能有兩點:第一，是由于受到2009年嚴重旱災的影響，政府在計劃2010年財政支出時，過重估計了2010年農業生產可能遭受旱災的嚴重程度，因此對農業保險財政補貼的投入過量，導致其修正率過高，利用率不足。第二，是農業保險財政補貼在實施過程中存在問題。例如:1，農業保險補貼政策宣傳不足，不少農民并不知道農業保險補貼政策，因此沒有參保。2，很多中西部省份并未納入農業保險補貼范圍，由于當地補貼能力有限，大部分農戶沒有購買農業保險，遇到重大的自然災害，遭受的損失就得不到賠償。3，缺乏有效的監督機構，各級地方政府對補貼的利用不透明，容易滋生腐敗。結合表1和表2的實證結果，可以知道，農業保險財政補貼在2007～2009、2011～2012年的高效率對農業生產起到了良好的促進與保障作用;但在2010年，國家財政持續增加對農業保險的補貼，卻造成了農業保險補貼冗余、農業生產效率下降的結果，說明農業保險財政補貼對農業生產的促進作用是有限的，只有農業生產各項投入達到良好匹配，才能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單一的增加對農業保險的財政補貼，并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2011年，國家在做好了應對自然災害準備的基礎上，合理制定了農業保險的財政補貼計劃，因此，即使遭遇了凝凍等自然災害，農業生產效率依然得到了保障。

三、結論與啟示

內容摘要：財政補貼農業是農村經濟發展的有效途徑，但如何把好的政策用好卻是一個難題。我國當前的財政農業補貼就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如補貼總量小、穩定增長機制尚未形成、補貼標準混亂等。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則，在遵循這些原則的基礎上，確定合適的目標，進而采取相應的改進措施。

關鍵詞：財政補貼，農業補貼，黃箱補貼，綠箱補貼

一、我國財政補貼支農政策的演變

財政對農業給予有效補貼，是當今世界許多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和地區普遍采取的旨在保護和發展農業的一項重要政策。所謂財政補貼支農，就是指政府利用財政補貼方式支持“三農”發展。我國財政對農業的補貼始于20世紀50年代末，最早以國營拖拉機站的“機耕定額虧損補貼”形式出現，之后逐漸擴展到農用生產資料的價格補貼、農業生產用電補貼、貸款貼息補貼等方面。財政補貼支農政策的制定實施受社會經濟發展階段、政治經濟制度、國家財力和不同時期農業農村發展目標任務影響，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財政補貼支農政策大體分為3個階段。第一階段（1978年～1994年）是現行財政補貼支農政策的形成時期。第二階段（1994年～2002年），財政補貼支農政策發展時期。財政補貼支農逐步增加，加大了對生態建設的支持，加大了對農村改革特別是農村稅費改革的支持。第三階段（2003年至今）是財政補貼支農政策的創新時期。除了已有的政策繼續執行并加大力度外，提出并開始實施公共財政覆蓋農村政策，新增教育、衛生、文化補貼支出主要用于農村，同時在基本建設投資包括國債資金方面加大了對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改變財政支農方式，對農民實行直接補貼；改革農業稅制。

從2004年起，國家財政調整糧食風險基金使用結構，對種糧農民實行直接補貼，并不斷加大對部分地區種糧農民的良種和購置農機補貼力度。財政部統計顯示，2006年全國糧食直補資金達到142億元，比2005年增加約10億元，其中13個糧食主產省（區）126.8億元，均占本省（區）糧食風險基金的50%以上。良種補貼資金40.7億元、農機具購置補貼資金6億元，分別比2005增加2億元和3億元。

我國還將繼續加大農業生產資料綜合補貼力度。這一補貼制度是財政部去年以柴油配套調價為契機，綜合考慮柴油、化肥、農藥、農膜等農業生產資料價格變動因素，針對種糧農民農業生產資料增支而新增的綜合直補。2006年，中央財政共安排125億元對種糧農民柴油、化肥等農業生產資料增支實行綜合直補，使7.28億種糧農民直接受益。這是財政支持新農村建設的又一重要舉措，對減輕因柴油、化肥等農資價格變動對農民種糧收益的影響，穩定農民種糧收益，促進糧食生產，確保我國糧食安全，意義重大。

二、當前我國財政補貼支農存在的問題

我國財政補貼支農政策經過多年的演變、調整和發展，財政支持“三農”政策框架體系已經顯現。但是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當前我國財政補貼支農政策還存在以下問題：

1文獻述評

國外學者對創業投資的政策扶持研究主要包括稅收政策、創業投資引導基金以及財政補貼等。一方面，學術界對于稅收政策的討論相對較早，內容豐富，也相對成熟（Abbott&Zuckert，1941；Poterba，1989；Cumming，2005），多數研究表明，稅收政策調整對創業投資的影響因具體稅種不同而有差異。另一方面，隨著創業投資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理論焦點轉移到制度層面，學者們對于補貼政策的關注比較少，只見Keuschnigg&Nielsen（2002）構建起一個包含創業投資人部門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并在該框架下研究了投資補貼以及產出補貼對創業投資人部門的作用，發現投資補貼與產出補貼能夠激勵創業企業家的努力程度，這與此前Keuschnigg&Nielsen（2001）的研究結論相似。之后，Keuschnigg&Nielsen（2004）轉向創業投資機制的微觀研究，構建了一個雙重道德風險模型，在該模型中創業資本家與創業投資人的努力都不可觀測，此時無法用財政補貼方式量化糾正資源的無效配置。我國創業投資發展起步較晚，雖然當前的理論研究與實踐的重點在于直接扶持手段，但關于財政補貼研究基本停留于宏觀分析，甚至直接納入在籠統的政策扶持定性討論中（王關義、陳裕，2000；申金升等，2001），很少有單獨的定量分析。王彥等（2001）在分析我國創業投資存在的問題時，指出發展創業投資除了拓展風險資金來源、培育多元化的創業投資主體以及完善退出機制外，還應該加大政府扶持力度，為創業投資者和創業企業提供政府補助、建立政府擔保機制等。最近，李吉棟（2011）基于配置決策模型的定量研究指出，政策扶持不僅能夠增加創業資本供給，還能提高創業投資人的努力程度。但上述分析是在完全信息情形下進行的，缺乏對現實中的信息不對稱性的考慮。此外，模型直接假定政策扶持會提高創業投資項目的期望收益率并降低收益率的標準差，這就默認了政府扶持的有效性，否定了可能的“政府失靈”問題。縱觀國內外研究文獻，不難發現財政補貼對創業投資發展的作用機制研究相對缺乏，尤其是我國在其量化分析方面基本空白。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其定性分析結論比較明確和成熟，難以引起學者的研究興趣和關注；另一方面或許是因為我國目前理論研究的模型數量分析技術還不夠成熟，加之國外政策扶持領域的研究也不夠充分，使得定量分析的開展受到一定局限。

2財政補貼促進創業投資發展的機制研究

2.1經濟學分析：外部性傳統經濟理論分析通常把政府對創業投資的參與和支持看作是對“市場失靈”（MarketFailure）的糾正（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1998；戴志敏，2002；李萬壽，2006；Rinetal.，2006）。“市場失靈”是指，指在自由放任的基礎上，市場經濟在其自身的運行中自發產生的缺陷或弊病。“市場失靈”是西方自由市場經濟在幾百年運行過程中逐漸暴露出來的問題。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是建立在個人本位和私有經濟的基礎上的市場經濟，這個“市場”在古典經濟學家眼中幾乎是“無所不能，完美無缺”的，它具有自我調節、自動均衡的強大能力，從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理論，到薩伊“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定律，再到馬歇爾“市場自動趨于充分就業均衡的假設”，使西方社會對市場效率充滿了信心。但是這個無比“有效”的市場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暴露出來的一個個“失靈”面前終于失去了它“萬能的光環”。市場失效的出現使人們對市場的認識更深刻了。廣義的“市場失靈”可分為三個方面：一是微觀經濟無效率，二是宏觀經濟不穩定，三是收入分配不公平。其中，創業資本市場的“市場失靈”問題可以歸結到微觀經濟無效率下的外部性問題。外部性理論是市場失效理論的一個重要領域，它所揭示的矯正外部效應方法與資源配置效率密切相關。外部性（Externality）也被稱為外部效應、外在性等，指的是一個經濟主體的行為影響了他人，卻沒有為之承擔應有的成本費用或沒有獲得應有的報酬的現象。或者說，外部性就是指未被市場交易價格反映的額外經濟交易成本或收益。當市場交易導致了對第三方的影響，而價格機制又不能為之提供正確信號時，就必然導致資源配置的無效率。在這里價格機制的失靈導致了市場機制的失靈。正外部性的產品或勞務，由于其價格只反映了其私人邊際收益，而不能充分反映其社會邊際收益，導致產出供給不足，從而給生產或消費者帶來了額外的效益損失，根據“黃金規則”MC=MB=P，存在外部性下的資源配置亦是無效率的。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看，正外部效應的產品或勞務的生產與消費將呈現不足狀態，而提高它，增加其供給，社會將因此而獲得凈效益。正外部效應產品或勞務的私人標準均衡和社會標準均衡對比情況可見下圖。在圖1中，當不考慮額外收益的補償時，自由競爭市場會使正外部性產品按照私人邊際成本（MarginalPri-vateCost，MPC）和私人邊際收益（MarginalPrivateBenefit，MPB）決定的均衡價格（P0）和均衡產量（Q0），來配置資源，它反映了私人的最佳資源配置，但卻偏離了社會的最佳資源配置。這時，產量過少，價格偏低。在圖2中，當政府對額外收益進行補償時，正外部性產品將會按照社會邊際收益（MarginalSocialBenefit，MSB）和社會邊際成本（MarginalSocialCost，MSC）決定的均衡價格（PS）和均衡（QS）產量進行資源配置。這時，產量較Q0增加，價格提高。由于政府擁有對全體社會成員的強制力，如征稅權、禁止權、處罰權以及交易費用優勢等，因而政府在糾正“市場失靈”方面具有某些明顯優勢，這也是由政府來糾正創業投資“市場失靈”的理論依據所在。

2.2局部均衡模型分析：不對稱信息但是，“市場失靈”并不是政府干預的充分條件。政府干預經濟的理論前提是：首先，必要條件。市場存在失靈，而政府又是為追求公共利益去彌補市場缺陷。其次，充分條件。政府的活動的確比私人的活動更成功、更優越。即政府的經濟活動在取代私人活動后，能經受市場考驗，表現出更高的效率。最后，優勢條件。政府擁有政治強制力。這使得政府在糾正“市場失靈”方面具有某些明顯的優勢。如：征稅權、禁止權、處罰權、命令權等。政府通常利用政治權力監管私人經濟活動，并利用稅收和補貼來影響資源使用的動機。對政府行為來說，“市場失靈”是必要的而不是充分的條件，“市場失靈”本身并不能構成政府部門干預創業投資市場的理由。因為政府干預本身也有可能造成扭曲從而缺乏效率，即政府行為不能增進效率或政府把收入再分配給那些不應當獲得這種收入的人，由此導致政府失靈。事實上，政府機構確實不是完美的，也不是沒有任何摩擦和成本就能運轉的。低效率、決策失誤、腐敗等等，都確確實實地存在著。基于以上理論分析，財政補貼能夠促進創業投資的觀點不能僅立足于創業投資“市場失靈”本身，而應該進一步深入分析財政補貼能否確實提高創業投資活動的經濟資源配置效率。也正因為如此，下文基于局部均衡模型（PartialEquilibriumMode）l對政府扶持的微觀效率展開數理分析，特別地，該模型在不對稱信息情形下論證了創業投資市場上的政府干預是否可以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

2.2.1模型設定基于前人的研究框架，本文將通過構建一個簡化的局部均衡模型來研究政府設備投資補貼和產出補貼對創業投資的影響機制。假定在時間總量為1的情況下，創業企業家最基本工作時間為0＜δ＜1，δ是可觀測的，而其余私人時間1-δ無法被創業投資人觀測。如果創業企業家積極努力工作，則意味著他會私人時間1-δ里也從事于創業投資工作；如果創業企業家消極怠工，即意味著他在私人時間里會另尋私活。我們已經知道創業企業家的努力對創業投資的成功具有關鍵作用，假定創業企業家付出的努力程度為e，如果創業企業家全身心投入，即e=1-δ，創業企業的工作才有可能以P＞0的概率實現創業投資最終成功（退出）；如果創業企業家把私人時間用于兼職其他工作，即e=0，則創業企業成功的概率P=0。假定創業投資人通過提供內部增值服務a，如管理咨詢、行業經驗等可以提高創業投資的成功率p，而一些政府也會免費為創業項目提供外部增值服務g，如培訓、信息服務以及行政管制解除等，從而也提高創業投資的成功率，體現在函數性質上即為。假定：①創業投資人接私活，即e=0時，則創業投資人提供的增值服務也無益于提供創業投資成功率，p=0；②政府對創業企業的產出補貼率為σ，設備投資補貼率為z，創業企業家的基本工資為b，初創時的固定設備投資為K，市場對產品的需求價格為Q，則創業企業的總收入為(1+σ)Q，凈利潤為(1+σ)Q-b-(1-z)K。但若創業失敗，則血本無歸。因此，創業企業的期望凈利潤為：pQ(1+σ)Q-b-(1-z)K。由于創業企業家只有創業項目，故創業資本需由創業投資人提供，其注入的成本投資為I=b+(1-z)K。作為對價，則創業企業總收入(1+σ)Q中固定比例1-s的部分必須歸創業投資人所有。假定創業投資人提供內部增值服務需要花費a個勞動單位。其中，創業企業家的期望收益c應為機會工資加上風險溢價補償。

2.2.2不對稱信息下的契約激勵假定創業企業家面臨收益風險時為風險規避型，而創業投資人由于擁有許多的創業投資項目因而可以完全規避非系統性風險①，基本工資加產出提成模式能夠激勵創業企業家全心投入創業投資工作（呂朝暉，2005）。在給定了基本工資b與產出提成比例s以及外生的政府外部增值服務支出g后，創業企業家選擇努力程度e。以上三方面因素共同決定了創業成功的概率。則創業投資人的最優化問題分為兩步：第一步，在給定內部增值服務水平a和相應的創業投資成功率p時，確定創業企業家的基本工資b與產出提成比例s，以最小化其支付c。由模型設定部分知，如果創業成功，則創業企業家總收入為sQ(1+σ)+b；而如果創業失敗，則其創業工資僅為b，但可能從私活中獲得其他收入(1-δ)w，這種情況下，創業企業家的總收入為b+(1-δ)w。其中，參與約束(PC)表示，創業企業家從事創業投資工作產生的期望效用要大于其機會工資，而激勵約束(IC)表示，創業企業家全心投入創業投資工作帶來的期望效用要大于其接私活產生的效用。在完全信息情況下，創業企業家的努力是可觀測的，激勵約束就可以剔除。成本最小化的解為：b=w，θ=0。但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參與約束(PC)和激勵約束(IC)束緊，故In(b+(1-δ)w)=In(w)，求解得b=δw，代入參與約束(PC)得。第二步，創業投資人最優化選擇要求先確定創業投資成功率p如何影響激勵相容契約的成本。創業失敗時，創業企業家有固定工資b，這并不依賴于創業投資成功率p，但p的提高會改變創業企業家在項目收入中的收入份額。給定市場需求價格Q與產出補貼比例σ，（8）式的解決定了創業企業家的收益在項目收入中的占比，s=θ/[(1+σ)Q]。由（9）式可以看到，鄣θ/鄣p＜0，即更高的創業投資成功率會降低其收入占比s，這是因為創業投資人通過降低來維持激勵支付θ不變。對于創業企業家而言，創業投資成功率p提高可以降低收入風險，故可以接受s下降。此時，激勵契約成本c=pθ+b所受創業投資成功率p的影響取決于。上述①式和②式可以看出，p對c有兩種相反的影響效應。一方面，更高的p會提高相應的支付成本θ；另一方面，項目風險降低會使創業投資人以更低的風險溢價來保證參與約束。而當彈性μ＞1時，后一種效應大于前一種效應，從而邊際成本降低。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最基本工作時間比重δ的上升導致道德風險空間縮小，相應的風險溢價支付也會隨之減少。

2.2.3財政補貼對創業投資的影響政府通過財政政策補貼設備投資與產出，降低了創業投資成本，促進創業投資市場的形成和創業企業的發展。財政補貼的作用機制可以分別從對創業投資人和創業企業家的影響來分析。本文把m稱為統計意義上的“創業成功成本”，下面本文要論述的是，政策扶持會通過降低“創業成功成本”來促進創業投資人進行創業投資，從而推動創業投資市場的形成。由（7）式與（8）式可知，財政政策只能通過影響創業投資成功率提高創業企業家的期望收益，而沒有直接的影響效應。在支付最小化問題中，由包絡定理可得。財政補貼在降低“創業成功成本”后，創業投資產業發展使得需求價格不斷降低，直至市場利潤為零。最后，盡管產出補貼不影響“創業成功成本”，但會提高創業投資人的收入，從而激勵創業投資活動，這符合Sobe（l2006）的研究結論。②財政補貼對創業企業家的影響假定創業投資市場上有E個創業企業家，給定創業投資成功率為p，則市場上成功的創業企業數為pE。在每個創業企業產出為1的情況下，pE即為行業產出總量。給定需求函數D(•)，當且僅當下式成立時，市場出清。由上式可以看到，設備投資補貼通過需求面和供給面促進創業企業家的供給，特別是在市場需求影響下，通過增加創業企業家來增加市場供給。而產出補貼由于市場價格降低，只通過需求面效應激勵創業企業家的供給。財政政策目的在于降低創業投資風險，鼓勵創業企業發展。在創業投資行業產出pE一定的情況下，若創業投資成功率上升，則所需創業企業家減少。而（16）式最后一項是通過改變創業投資人增值服務而產生的間接供給效應。如果鄣p′/鄣g＜0，政府扶持會“擠出”內部增值服務，而降低創業投資成功率。在創業投資行業產出pE不變的情況下，所需創業企業家增多。通過對（16）式提取公因式鄣p′/鄣g≤0可知，當需求彈性大于臨界值，即η≥η*≡m/(m-c′)時，η*＜1，凈效應為正。如果進一步假定鄣p′/鄣g≤0，那么財政補貼對內部增值服務的效應為負，由上述分析知，財政補貼會促使創業企業家的供給數量增加，由此市場對創業企業家的需求價格降低。綜上所述，本模型在考慮了信息不對稱下的契約激勵后指出，財政補貼政策一方面通過降低“創業成功成本”并提高創業投資人的收入激勵創業投資活動，另一方面在創業投資行業產出不變的情況下，“擠出”創業投資人的內部增值服務，從而增加提高創業企業家數量。在兩種渠道共同作用下，財政扶持將推動創業投資活動的開展乃至創業投資市場的深化。

一、相關理論界定

(一)財政效率及農業財政補貼效率理論財政效率是指公共資金配置和使用效率。農業財政補貼效率表現為國家對農民和農業給予支持的財政資金配置與產出和效果間的對比情況，基本內涵涵蓋了兩個層次:一是指在同期農業產出總額中，財政對農業進行支持的資金額所占比例符合財政資金有效配置的客觀比例性要求，即資金配置的合理性;二是指既定的支農資金與其他財政支持項目間的分配符合效率性原則，使既定的支農資金帶來最大的效益和產出，即資金運用的有效性(遼寧省財政廳和東北大學聯合課題組，2004;郭忠孝，2008［16］)。從理論上說財政補貼效率至少應包括要素資源配置效率以及由此帶來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會和諧發展的效率，即經濟效率和社會效率(王謙等，2008)［17］。因此，本文認為農業保險財政補貼效率主要為經濟效率和社會效率。

(二)財政補貼效率評價指標體系1．財政補貼經濟效率評價指標體系。財政支農支出經濟效率可以從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次進行分析，具體表現為財政支農支出的規模效率、配置效率和資金使用效率(郭忠孝，2008)。(1)農業財政補貼的規模效率。財政的規模效率是從總量上考量財政效率，表現為在一定時期內財政用于支持農業發展的資金總量要能夠滿足政府履行支農職能的要求。(2)農業財政補貼的結構效率。這主要是指在一定時期內，本地財政支農支出總額占國民生產總值比重合理的前提下，支農支出內部各構成要素占財政補貼總量的比例合理且符合社會共同需要的狀態。簡而言之，就是指政府應合理分配財政支農資金在各方面的投入比例，使政府的財政支農結構符合合理性原則。(3)農業財政補貼的資金使用效率。這體現為在財政收支總量和結構一定的情況下，每筆財政資金的投入與產出之間的關系。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原則要求財政資金的使用與私人資金的使用一樣，按照成本—效益原則選擇項目和實施方案，使有限的資金有更多的產出，發揮更大的效益。2．財政補貼社會效率評價指標體系。宏觀層次上的財政補貼社會效率表現為政府通過運用財政工具，實現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國民收入提高的目標，而微觀層次上的財政補貼社會效率表現為政府對社會收入分配關系的調節以及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影響效應。農業保險政府財政補貼直接減少農民的保費支出，間接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進而增加消費和投資，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因此，選用農業生產總值、人均家庭純收入和人均消費水平來衡量這一層次上的補貼效率。3．財政補貼效率值計算。根據前面的分析，本文分別從經濟效率和社會效率兩個方面對農業保險的補貼效率進行分析。經濟效率指標包括財政補貼的規模效率、財政補貼的結構效率以及資金使用效率，并分別用農業保險財政補貼支出占當地財政補貼總額的比例來代表農業保險財政補貼的規模效率;用財政補貼占當地農林水事務支出的比例來代表農業保險財政補貼的結構效率;用保險公司農業保險賠付支出占保費收入的比例代表農業保險財政補貼的資金使用效率。農業保險財政補貼的社會效率用農業生產總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例、人均家庭純收入和人均家庭消費額來表示，分別依據各經濟效率和社會效率指標值大小處理成5級得分形式的定序變量。由于財政對農業保險的補貼支出最直接體現出的是對要素資源的配置，實現財政資源配置的合理性，即帶來經濟效率，一方面減少了農民的保費支出;另一方面保險公司通過財政提供的要素資源(補貼資金)對特定農作物進行保險，能夠在災害發生時，有效分散農業風險，保障農業收入，提高農民的生產及生活水平，實現社會的安定和諧，帶來社會效率，因此經濟效率是農業保險財政補貼效率的直接體現，作用程度較大，應賦予其較高權重，而其評價指標內部構成中的各指標作用程度應相當。相應來說，社會效率作用程度應略小，其評價指標構成中農業生產總值是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衡量農業保險財政補貼的社會效率;而人均家庭純收入和人均消費水平則是從農民個人的角度來衡量社會效率的，因此賦予宏觀層次和微觀層次上社會效率評價指標相同的權重;考慮到同一層次內部各評價指標的權重應相同，因此根據各指標的作用程度賦予其相應的權重，并根據各指標得分值及相應權重進行計算加總得到農業保險財政補貼綜合效率值。

二、實證模型與數據模擬

(一)模型構建和樣本分析關于農業保險政府財政補貼是否有利于提高農業保險補貼效率，學者們的觀點并未統一(趙書新和王穩，2012;陳曉安和葉成徽，2012)。而關于農業保險財政補貼額度及其最適規模的問題，學者們研究的則較少。由于中國農業保險財政補貼及其較大的補貼力度，一方面直接降低農民個人的保費支出比例，減輕農民的繳費負擔，且能夠有效分散農業風險，保障農業收入，提高農民的生產及生活水平，實現社會的安定和諧;另一方面財政對農業保險給予較大的財政支持，無疑增加了財政負擔。而根據邊際效率遞減規律①，增加農業保險財政資金投入量起初會使該要素的邊際產量增加，增加到一定量后，再增加投入量就會使邊際產量遞減。因此，政府對農業保險給予補貼應把握度的問題。根據上述的相關理論分析，本文可得到如下假說。假說1:由于中國農業保險發展的歷史并不長，政府對其補貼的總量相對不足，根據邊際效率遞減規律，近幾年財政投入資金的邊際產出應是遞增的，即政府財政補貼有利于提高農業保險財政補貼效率值。假說2:隨著中國農業保險的不斷發展，政府財政補貼力度及補貼年份的增多，財政資金投入量不斷積累，根據邊際效率遞減規律，最終會使邊際產量達到最大值，此時的財政補貼額度即為最適規模，補貼效率最大，之后增加財政補貼則會使邊際產出遞減，補貼效率下降。因此，農業保險財政補貼存在一個最適規模，此時的補貼效率最大。假說3:農民的保費支出越多，一方面會減少農民的收入水平，降低其生活質量，減少財政補貼社會效率;另一方面較高的保費支出體現出農民的保險意識和參保意愿越強，得到的補貼力度越大，在損失發生時越有利于提高農業保險對農業的保障水平，增強其對農民的保障效果，同時增加財政補貼經濟和社會效率。因此，農民的保險意識越強、保費支出額越高是否越有利于提高或影響農業保險補貼效率值以及具體的影響程度取決于兩方面影響效應的大小，有待進一步驗證。根據上文的理論界定分析，本文能夠得出農業保險財政補貼效率值。進一步，政府財政補貼是否影響農業保險補貼效率以及對補貼最適規模的探討是本文的另一研究目標。本文假定農業保險補貼效率主要受以下幾方面因素的影響。一是政府財政的支持力度，反映政府財政補貼對農業保險補貼效率的影響;二是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反映政府財政的支持能力;三是農民的自身情況，包括家庭保費支出額、人均純收入水平以及農作物播種面積。因此，以計算出的農業保險財政補貼效率值Y為因變量，以政府財政補貼額X1表示政府財政的支持力度，以各地區的生產總值X2表示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以農民的保費支出額X3、家庭人均純收入X4和農作物播種面積X5表示農民的自身情況，設定回歸模型為其中，Y為農業生產總值;X1為農業生產的資本存量，用農村居民家庭農業生產性固定資產原值來表示;X2為農村勞動力數量，用農村人口數來表示;X3為政府對農業生產的投資量，用財政對農林水事務的支出額來表示;X4為農業保險政府財政補貼量，用財政對農業保險的保費補貼總額來表示;ε為隨機誤差項;得出的系數βi(i=1，2，3，4)即為各投入要素的產出彈性。本文數據來源于2012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保險年鑒》、《中國財政年鑒》和《中國農村統計年鑒》等31個省份的年度橫截面相關數據;依據各指標數值的大小，進行相應賦值，并采用5級打分法的形式處理成定序變量，反映數值大小程度的得分取值是由5～1依次遞減的。各指標的數值越大，表明農業保險補貼效率越高。根據統計結果，本文對財政補貼支出占當地財政補貼總額的比例大于3‰的賦值5分，1．5‰～3‰(不含下限含上限，下同)的賦值4分，0．8‰～1．5‰的賦值3分，0．5‰～0．8‰的賦值2分，小于0．5‰的則賦值1分;財政補貼占當地農林水事務支出的比例大于3%的賦值5分，2%～3%的賦值4分，1%～2%的賦值3分，0．5%～1%的賦值2分，小于0．5%的則賦值1分;農業保險賠付支出占當地保費收入的比例大于70%的賦值5分，60%～70%的賦值4分，50%～60%的賦值3分，40%～50%的賦值2分，小于40%的則賦值1分;農業生產總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例大于14%的賦值5分，11．5%～14%的賦值4分，8%～11．5%的賦值3分，6%～8%的賦值2分，小于6%的則賦值1分;人均家庭純收入在14000元以上的賦值5分，11000～14000元的賦值為4分，8000～11000元的賦值為3分，5000～8000元的賦值為2分，5000元以下則賦值為1分;人均家庭消費額在8000元以上的賦值5分，5200～8000元的賦值為4分，4600～5200元的賦值為3分，4300～4600元的賦值為2分，4300元以下則賦值為1分(表1)。

(二)數據模擬與結果分析在確定了各指標的得分值以后，還需要根據各指標影響農業保險財政補貼效率程度的大小賦予其相應的權重，賦予作用顯著的指標較大的權重，否則賦予的權重應較小。為了保證權重設計的客觀性，本文的農業保險財政補貼效率評價指標權重設計采用的是傳統的德爾菲法①和層次分析法②(農業保險綜合效率評價各分項指標及相應權重如表2所示)。根據各指標得分值及相應權重進行計算加總得到農業保險財政補貼綜合效率得分，進一步將綜合效率得分處理成100分的數值形式，并以此作為因變量農業保險財政補貼效率值Y的取值。本文進而運用最小二乘法(OLS)對模型(1)進行回歸，得到模型的回歸效果不顯著，X3、Χ5不能通過t檢驗。因此，剔除不顯著的變量X3、Χ5對其重新進行回歸，并進行異方差性檢驗，得到的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本文進一步運用最小二乘法(OLS)對模型(2)進行回歸，發現回歸方程存在異方差性，因此改用加權最小二乘法(WLS)對模型(2)進行回歸(表4)。在式(3)中，括號內的數值為t值，可見每一變量均至少在5%的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從模型最終結果看，模型的回歸效果一般，政府財政補貼額和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對財政補貼效率值具有正向的推動作用，地區生產總值對財政補貼效率值則具有抑制作用;而農民的保費支出額以及農作物播種面積不能通過顯著性檢驗，可見其對農業保險財政補貼效率值沒有顯著影響或影響效果極小。從模型的最終結果還可看出，近幾年政府財政補貼額對農業保險財政補貼效率值影響的力度較大，其對農業保險財政補貼效率值的邊際傾向為0．0268，即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政府財政補貼額每增加一個單位，農業保險財政補貼效率值將平均增加0．0268個單位。政府財政補貼額對農業保險財政補貼效率值具有促進作用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政府財政補貼力度較大，能直接增加農業保險財政補貼的經濟效率。進一步，較高的財政補貼額一方面直接減少了農民的保費支出，間接提高了農民的收入水平，進而增加了消費和投資，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有利于增強農民的參保意愿，吸引農民積極參保，從而有效緩解了受災地區農民的損失程度，解決了農民的生產和生活問題，增強了農業保險財政補貼的社會效率，也驗證了假說1。而農民的保費支出額對補貼效率值沒有顯著影響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給予了農業保險較大比例的保費補貼，農民的保費支出占總保費的比例較小;另一方面是由于農民保費支出兩方面影響效應的大小相當，其作用效果相互抵消，總體上對補貼效率值沒有顯著影響，實現了對假說3的驗證。根據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原則可知，由于財政每提供一單位公共服務都必須使用一單位社會資源，即財政補貼的邊際成本為1，因此，理論上決定最優財政補貼規模的條件為MPG=1，即一單位財政投入恰能得到一單位的農業產出。該條件表明當財政補貼增加1單位同時使農業產出增加1單位，此時的財政補貼規模是最優的，補貼效率最大;若農業產出的增加大于l單位(MPG＞l)，則表明財政補貼不足;反之，產出的增加若小于1單位(MPG＜1)，則表明補貼過度。

從(4)式中可以看出農業保險財政補貼的產出彈性為0．0825，表明財政補貼對農業產出有較強的促進作用，即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財政補貼每增加1%，農業產出平均增加0．0825%。而農業保險財政補貼產出彈性。

三、結論和政策建議